四月笔战:晒一晒受过高等教育的极权派有多么无耻

荒唐的是,党中央一直坚定地站在极权派一边,也就是历史错 误的一边

司马南 王文:“艺术”一反华，西方就追捧 2011-4-8 13:01

司马南 王文: 艾未未们若得逞中国会更糟 2011-4-9 15:50

抹黑中国美化西方，是某些媒体人的一贯作风

王文: 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 2011-04-11 02:26:08

下夜班后还很兴奋，还有一些想法，就写下来，请网友拍砖与 讨论。请新浪编辑不要删贴啊！谢谢！ 中国改革派最缺什么 王　文     这几年连续做了几次偏左的课题，经常反思自己的价值观趋向，自己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有时候也自称是“中左”，但有时对于政治、经济的看法也是偏 “右”，过于自由化，对国内一些政治、经济与社会之痛，更有切肤之痛，咬牙之恨。这种“恨”不压于1999年在大学时贴“小字 报”与中文系学生数轮大辩论时的激情。     不过，随着年龄增长，那股愤怒被慢慢消磨，就像那句话，如果你30岁之前不愤怒的话，你完了；如果30岁之后还愤怒的话，那么你也完了。我想，我的确是过 了愤怒的年龄了。但这决不仅仅只是年龄所促，还在于本身对中国当下社会需要稳定的内在认同，更在于我对自己这些年在交往过程中遇 到的一些改革派（或称自由派、右翼）人士的一种怀疑与自发的失望。     记忆中的第一次失望来自于一位10年前在某报办过专门揭露社会负面、以批判见长的著名“周刊”的一位主编 。 那是我刚进媒体圈没多久，在一次有诸多年轻媒体人与学生参与的沙龙，这位当时已经下台的主编当然是我们席间媒体界“少男少女”的 崇拜偶像，尤其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漂亮小女生。主编高谈阔论，小女生坐在其旁，投以仰慕的眼神。不一会儿，这位主编便开始偶尔拍拍 女生的小手，搭搭小酥肩。再过一会儿，等大家不注意，牵着女生小手就坐到一旁去了。接着又带着女生离开了餐厅。我无意以“此处省 略多少字”来猜测他们后来的剧情，但当时这样的情境对于我的冲击是巨大的，这人怎么这样呢？还处于愤怒期的我，应该与大多数人的 想法一样。     第二次的印象比较深的失望来自于一次“普世价值”的研讨沙龙。大概是2007年前后，当时的知识界这个话题非常热门。那个会议聚集了几乎国内大多数顶级的 改革派人士。当时我见到一位很牛的新闻学教授，很敬仰地向他递上名片，没想他立刻回了一句：你们太国家主义，最终与极权统治者同 污合流。这样的无礼待遇我不是第一次遇到。     2008年，在华盛顿，同被美国国务院邀请的一个媒体人项目上，我遇到南方某家号称要做中国最好报纸的评论编辑，他那里被圈内视为“自由派”大本营。我职 业性地与他交换名牌，结果得来的第一句回应是：你们这个愤青报。惹得同在现场的他们报系同事非常尴尬，连忙代表他对我道歉，并转 对他说：我觉得你应该向王文道歉。至今我没有得到他的道歉，不过他的名片我还是依然保存着。     那位新闻学教授我在一年后在另一次内部研讨会上又见到。当时是讨论如何提升话语权问题，我发言的其中一个看法是，现在中国国家领导人动辄接受国外大媒体的 专访，应该把更多机会留给国内大媒体。这位教授还没等我发言，就严辞反对，认为那样的话，国内媒体“非得打起来不可”。我理解他 的话外音应该是，这样的专访机会是不可能也不允许更不配给国内媒体的，国外媒体才有资格拿到。     回到在那场“普世价值”的会，一位来自长三角一带非常著名的教授上台发言。第一句话就说，现在一些人不认为世界上有普世价值。我觉得太荒唐。我现在建议， 在场不承认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的，请给我出去！！他几近是以狂吼的声音在发言，我坐在下面差点没把刚喝得水喷出来。他这叫做民主 自由吗？     另一次比较印象深的失望是在今年初的一次在中国某顶级大学的博士生沙龙讨论会。主讲嘉宾是国内几乎是最有社会知名度的自由派学者，他讲拆迁以及县级法院改 革。一位专长研究民主理论的该校博士生对他提出异议。讨论很热烈，基本被我视为是一场难得的思想大碰撞，结果当然是这位学者以激 动的语调、高亢的嗓门、还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取得场面优势和最后胜利。这也很正常，他的确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有渊博知识与经历的学 者，这些年也做了不少事。但没想到的是，他把这次讨论“缩写”成三条百余字的微博。在他的描述下，这所名校的博士生甚至就是“准 政客”，对他的批评是因为“自己想当官”，等等，结果引来数以千计的转发与陪骂，骂那个博士生不像话，太官僚，随带着讽刺了他们 的学校，等等。我不想说，这位学者是有意想压低别人来抬高自己，也不想说这样是否有必要，毕竟那只是一场正常不过的学术讨论会 嘛，但我最想说的是，他微博中说的话绝对不是当时的现场真相。我以我人格与生命担保。     我并不是说，改革派（自由派）学者的品行都令我失望。有很多人都值得我尊敬。比如，我几次长谈的马立诚先生，是一位温文而雅的长者；许知远兄，每次有多人 聚会时，他都会寡言，一直在听别人说，这样的品质很值得我效仿。但我又不得不说，我所见过的自由派们不少还是属于“宽于律己、严 于律人派”。他们对社会、对政府大肆批判，并认为批判是知识分子的天职，而且认为中国存在着太多的劣根与弊端，需要大力改 革。     这些观点我都认同，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自己都有身子不正之处，又怎样奢望别人影子不斜呢？是否有必要检讨一下自身，是否真正 在践行本身所坚持的民主自由理念？是不是以一种专制行为在讲民主？是不是在不自觉中犯了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毛病？是否所呐喊得 是一种装腔作势呢？     最近一些年来，许多人都担心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民主声音式微，自由派在衰落，等等。这样的趋势有大环境的原因，比如中 国人自信心恢复、国力持续上升、金融危机揭穿了美国的真面目 ，等等，但是如果用层次分析法，是否有可能除却在国际体 系、政府政策、社会等层面之外，再考虑考虑自由派个人的自身原因呢？是不是他们个人过于“道貌岸然”，把越来越多人推向自己的对 立面，让自己陷入显得“少数派”的困境中呢？     我的记者职业让我有机会接触许多左右两翼的人，我知道这种“两分法”是粗糙的，而且左派也有不少令我失望的学者，但相比之下，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品格与德行 在自身理想实现过程中，显得尤其重要。改革的呼吁需要广大的追随者，这是一种自由派必须具有的软实力，就是要让追随者们信任，并 愿意为他们的改革理念跟随其后。但是，如果让追随者们认为，他们是一群连自己都管不好的人，国家又怎能托付给他们呢，那么，自由 派的衰落也会在所难免。     事实上，过去的20多年，普通老百姓越来越少地怀念21年前的事情 ，除了本身的社会政策与宣传限制外，还 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21年来那批人的表现让人们心寒。我不至一次听到有人说，幸好那时没把国家交给他们 。     我现在依然觉得，价值感的分歧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沟通与理解。就像今天有位自称“中右”的朋友 发微博骂 我，我电话礼貌地请其删去人身攻击的那些话。他很吃惊，欣然答应并解释道那是酒后失态 ，还说没想到我会打电话给他 心平气和地说这个事，而我之后也短信相邀与之过几日餐会。我想，这应该是左右两翼人相互沟通的一个案例吧。可惜的是，在当下中 国，两派之间能够相互平和沟通的机会太少了。 　　说白了，其实还是一个公民素质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做人问题。比如，不相互辱骂，不骄淫欲奢，要通情达理，要实事求 是，学会相互尊重，要遵纪守法 ，等等。这些素质对当下13亿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大难题。对于广大自由派/改革 派来说，要做到这些的难度，其实并不比13亿中国人都做到更容易。 　　或许只能用现代国家理论来解释。中国成为现代国家仅仅60余年，而美国已有200多年了。中国要走得路还很远很远，让我们慢 慢来吧。 2011年4月11日星期一午夜2：25

野夫: 中国极权派最缺什么 2011/4/17 0:05

我为什么要写这封公开信 去年某日，一位企业家朋友请饭，饭余茶叙，王文应主人之邀赶来，派发的片子我看是著名的《环球时报》的主笔 之类， 心生敬意——如此年轻便在该报扛鼎，那得多有主意啊。闲聊之间，我们彼此对家国看法略异，但鉴于都是东主的宾客，且现实中的他 我，也非无礼之辈，于是乎各自揖别而去。我记不得是否送了拙著，但心底知道高攀不上朋友，之后便淡忘了这一面。 前几天忽然看见一个流传甚广的视频，赫然看见他和那位著名司马，一逗一捧地在落井下石——攻讦另外一个失踪的胖胡子。就算站在人 道或江湖道义的角度来看，胖子眼前都还只是失踪人口，国家都还没给个准确说法，这两位爷先自这般吹拉弹唱弹冠相庆，我不免 觉得有些缺德 。于是我转发了这一条微博，并确实在酒愤下指出了王的身份单位，并确有不妥地说他眼斜，心术不正 。 十来分钟后 ，我的电话进来一陌生号码 ，王文电话中十分恳切地对我说——他是无意之中被拉去那 个网站对话录像的，自己也不想跟着骂胖子，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自己也很尴尬。他不希望这事与他的报社联系起来 ，希 望我能马上删除我的微博。 我看他言辞恳切，劝告他要爱惜羽毛，不要与狼为伍 ，之后也检讨自己酒后不该拿他的体貌特征讽刺，于是他说改日请我 喝酒等等，大家就算化干戈为玉帛了。我很快删除了微博，他很快发来短信如下——感谢先生，上次见面后一直记下您的号码在手机中， 这次派上用场。受访一事实属巧合，亦有不妥之感，故只谈事实不强加辱词 。苟存当世，时事复杂，常感无奈无 助。只能尽己本分，做好当下之事。望先生理解。 看见他这近乎诚恳的短信，于是我又发了一条微博——第一次自己删了一条微博，也许不尽知隐情，言语激动，伤了小友。小友来电解 释，彼此宽容，到此为止。古人说——友直友谅，我直他谅，但是前提是我们都不要助纣为虐…… 我爱惜那些心存天良，也心存羞耻的人。即便我们观点有异，但只要秉心真诚，知错知耻，相逢一笑则依旧可以握手言和。这一点龃龉本 已放下，但是昨天却在共识网上看见王文的大作——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 。他的结尾一段不点名的提及我和他这一场往来 ——就像今天有位自称“中右”的朋友发微博骂我，我电话礼貌地请其删去人身攻击的那些话。他很吃惊，欣然答应并解释道那是酒后失 态，还说没想到我会打电话给他心平气和地说这个事，而我之后也短信相邀与之过几日餐会。我想，这应该是左右两翼人相互沟通的一个 案例吧。 看了他的这篇文章，以及看见他这一段话中的正义姿态和微妙心态，我觉得事关私德也事关公德，决定作文与之商榷。于是早晨给他短 信，问他——我是否可以公开回复，并说我在乎友道，因此先请示。他回答说只要平和争论，愿洗耳倾听 。遂有以下商榷 —— 如何解读王文大作《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 原文摘录： 这几年连续做了几次偏左的课题，经常反思自己的价值观趋向，自己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有时候也 自称是“中左”，但有时对于政治、经济的看法也是偏“右”，过于自由化，对国内一些政治、经济与社会之痛，更有切肤之痛，咬牙之 恨。 解读： 最后一句，假设属实，足见你天良未泯。这是我愿意与你交流辩驳的原因，因为你这一点，已经拉开了你与那些拿 钱开骂或开捧之人 的距离。 原文摘录： 随着年龄增长，愤怒被慢慢消磨，还在于本身对中国当下社会需要稳定的内在认同，更在于我对自己这些年在 交往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改革派（或称自由派、右翼）人士的一种怀疑与自发的失望。 解读： 认同维稳，对自由派怀疑失望，你决定不愤怒。你起初对社会弊端的愤怒，与改革【自由】派何关？因为改革派也 对弊端愤怒，于是你不再愤怒？还是这些你愤怒的事情，都是改革派弄出来的吗？任何黑暗不公腐败，都是人神共愤的事情，与左右无 关，难道你一切喜怒都要与自由派反着来，这样社会就稳定了吗？ 原文摘录： 第一次失望来自于一位10年前在某报办过专门揭露社会负面、以批判见长的著名“周刊”的一位主编。在一 次有诸多年轻媒体人与学生参与的沙龙，这位当时已经下台的主编当然是我们席间媒体界“少男少女”的崇拜偶像，尤其是一位来自台湾 的漂亮小女生。主编高谈阔论，小女生坐在其旁，投以仰慕的眼神。不一会儿，这位主编便开始偶尔拍拍女生的小手，搭搭小酥肩。再过 一会儿，等大家不注意，牵着女生小手就坐到一旁去了。接着又带着女生离开了餐厅。我无意以“此处省略多少字”来猜测他们后来的剧 情，但当时这样的情境对于我的冲击是巨大的，这人怎么这样呢？ 解读： 就算这不是虚构，这位主编自个泡妞，干卿鸟事？怎么就伤着你，且影响到你的政见了呢？台湾小女生的“酥肩” 是你眼中的向往吗？人家酥肩自己都没嫌烦，兄弟你这是吃的哪门子的醋啊？国家有法律规定不许主编牵着人家的小手吗？主编被你划为 自由派的代表，于是他泡了你眼中的酥肩，你就要跟自由派改革派作对？主编的私德与自由派改革派的公德有什么逻辑联系吗？那我要是 举例某个强奸犯十分热爱毛主席拥护党中央，是不是也可以拿来批评你们左派呢？ 原文摘录： 第二次的印象比较深的失望来自于一次“普世价值”的研讨沙龙。那个会议聚集了几乎国内大多数顶级的改革 派人士。当时我见到一位很牛的新闻学教授，很敬仰地向他递上名片，没想他立刻回了一句：你们太国家主义，最终与政府同污合流。这 样的无礼待遇我不是第一次遇到。 解读： 这件事，教授顶多算与社交礼仪不符，至于他对贵报的评价，似乎正是你们自己从来引为骄傲的事情，你为何感到 伤害呢？如果你因此生气，那也只与该教授没有向贵报顶礼膜拜相关，与自由派改革派的主张何关？你为什么不反思贵报为什么会如此让 人不屑？ 原文摘录： 2008年，我遇到南方某家的评论编辑，他那里被圈内视为“自由派”大本营。我职业性地与他交换名牌， 结果得来的第一句回应是：你们这个愤青报。 解读： 这些人对你的无礼，都不是因为你的过错，他们与你无仇无怨。作为主笔，你确该反省贵报为何声名如此不堪？他 们鄙夷的都是你所供职的媒体。就像你可以调侃南方报业一样，他们也可以反唇相讥贵报。但是媒体人是要凭良知吃饭的，你如果觉得贵 报正确，那他们的批判正是你想要的奖赏，又何必因此结怨。如果你也因此感到无礼和羞耻，那你可以良禽择木而栖。为什么社会 对人民日报记者都没这样羞辱，偏偏大家都要针对你们呢？ 原文摘录： 那位新闻学教授我在另一次内部研讨会上又见到。当时是讨论如何提升话语权问题，我发言的其中一个看法 是，现在中国国家领导人动辄接受国外大媒体的专访，应该把更多机会留给国内大媒体。这位教授还没等我发言，就严辞反对。我理解他 的话外音应该是，这样的专访机会是不可能也不允许更不配给国内媒体的，国外媒体才有资格拿到。 解读： 还是一个失礼的个人小节，与教授的自由派理论无关。你批评中国领导人不重视你们“国内大媒体”，也可见你们 在他们自个心中究竟是什么分量。在一个新闻都还没立法的国度，你不要求媒体独立，新闻自由，你仅仅要求的是领导还要看得起你们大 媒体，当然这会让人齿冷。你们人民日报系已经霸占了太多的话语权和采访权，你还要觉得被首长冷遇而发出嫔妃之怨，你自己觉得对满 天下的小媒体公平吗？领导面对外媒，还能说几句人类听得懂的话。就算给你独家专访权，兄弟，你告诉我，你敢问什么尖锐的问题？每 年的记者招待会，你们这些大媒体都问的是一些什么鸡毛问题啊？别人不懂此中诀窍，你难道还要装作不知道个中三昧吗？ 原文摘录： 回到在那场“普世价值”的会，一位来自长三角一带非常著名的教授上台发言。第一句话就说，现在一些人不 认为世界上有普世价值。我觉得太荒唐。我现在建议，在场不承认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的，请给我出去！！他几近是以狂吼的声音在发 言。他这叫做民主自由吗？ 解读： 先问兄弟你，承认温总理说的普世价值吗？再问你，民主自由是不是贵党从建党以来就一直扬言要追求的目标？再 问你，哪一个中央文件宣布了，从此我国不要民主自由？回到你的举例来说，你说的这个教授在你看来，一边鼓吹民主，一边吼叫要不赞 同的人出去，这是矛盾的。因此你瞧不起自由派，因此你要反对民主，是吗？那我认为，该教授的吼叫，也许声音刺耳，不合礼俗，但在 这样的会上，那也只是他一家之言。你可以公开跟他辩论，你们在会上甚至打架，这都不违背民主——议会上打架的多了去，况乎民间研 讨会。教授个人要求无共识的不要与会，他并无主张也无权利拘捕审判不赞成民主自由的人。倒是主张民主自由的人，却时常要面 临失踪和审判 ，请问你对这些基本事实怎么看？你不会否定这样的事实吧？ 原文摘录： 另一次失望是在某大学的博士生沙龙讨论会。主讲嘉宾是国内几乎最有知名度的自由派学者，一位专长研究民 主理论的该校博士生对他提出异议。结果当然是这位学者以激动的语调、高亢的嗓门、还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取得场面优势和最后胜利。他 的确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有渊博知识与经历的学者，但没想到的是，他把这次讨论“缩写”成三条微博，结果引来转发与陪骂，骂那个博 士生太官僚，我最想说的是，他微博中说的话绝对不是当时的现场真相。 解读： 我能猜到你说的谁，你也基本认同该学者，这里指责的只是他发微博的做法，第一你觉得不妥，让那博士挨骂了。 第二你觉得不真，你并未否定学者的思想观点。在我看来，发微博是每个人的权利，至于引来跟帖骂，据我所知，网上无端骂那学者的更 多。那位博士的发言，和我们每个人的发言一样，都要面对网友的质疑、非难甚至辱骂，他说了什么，就要承担什么。至于你觉得该学者 转述虚假，你也可以网上揭发真相，让我们去骂该学者。就像我此刻与你的辩难，一定会引来对你我各自的责骂，你如果因此指责我不 该，认为别的自由派不好，那我只能认为你这是狭隘。 原文摘录： 我并不是说改革派（自由派）学者的品行都令我失望……但我又不得不说，我所见过的自由派们不少还是属于 “宽于律己、严于律人派”。他们对社会、对政府大肆批判，并认为批判是知识分子的天职，而且认为中国存在着太多的劣根与弊端，需 要大力改革。这些观点我都认同，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自己都有身子不正之处，又怎样奢望别人影子不斜 呢？是否有必要检讨一下自身，是否真正在践行本身所坚持的民主自由理念？是不是以一种专制行为在讲民主？是不是在不自觉中犯了沽 名钓誉、哗众取宠的毛病？是否所呐喊得是一种装腔作势呢？ 解读： 如果你反对的不是自由派的观点，只是认为其中一些人言行不一，宽严不齐，认为他们还不是真的在践行民主自由 理念——这个批评不错，这样的自由派也肯定存在。那你这样说的前提是，你也承认民主自由是好的价值观，既然如此，那你为何要否定 真的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呢？为何要与自由派势不两立呢？甚至连对现实的愤怒，都要因为自由派而平息或者转移呢？ 原文摘录： 许多人都担心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民主声音式微，自由派在衰落。这样的趋势有大环境的原因，比如中国人自 信心恢复、国力持续上升、金融危机揭穿了美国的真面目，等等，但是如果用层次分析法，是否有可能除却在国际体系、政府政策、社会 等层面之外，再考虑考虑自由派个人的自身原因呢？是不是他们个人过于“道貌岸然”，把越来越多人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让自己陷入显 得“少数派”的困境中呢？ 解读： 说实话，你这一段太像贵报的主笔文字了 。请问你这个年纪，天天上网且还是媒体人，你真的认为 民主声音在式微？自由派在衰落？敢情你都看的是乌有之乡和新闻联播吧？ 你对每天高涨而不得不强力打压的民主诉求， 是熟视无睹还是故意不说？警方同意你这个乐观判断吗？自由派确实有一些极端的个体，因为你说的道貌岸然的个性，而将你这样不太缺 良知和常识的人，推到了对立面。但这不是民主自由理念的过错，只是个人性格为人对你的伤害。你要因此而成为极权帮凶或帮 闲，与自由民主为敌，那你觉得良心无愧吗？ 原文摘录： 我的记者职业让我有机会接触许多左右两翼的人，我知道这种“两分法”是粗糙的，而且左派也有不少令我失 望的学者，但相比之下，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品格与德行在自身理想实现过程中，显得尤其重要。改革的呼吁需要广大的追随者，这是一种 自由派必须具有的软实力，就是要让追随者们信任，并愿意为他们的改革理念跟随其后。但是，如果让追随者们认为，他们是一群连自己 都管不好的人，国家又怎能托付给他们呢，那么，自由派的衰落也会在所难免。 解读： 言之有理，但不够讲理。品格与德行无分左右，都一样重要。自由派假设管不好自己，当然不能去管理国家。但是 自由派呼吁的只是一种良善的制度，一种把国家交给管得好自己的人的制度，而不是想要取而代之，去分你们一杯羹。因此你不用要求自 由派如何要管好自己，好的制度可以把他们淘汰下去。问题是今天的制度，自由派连发声都难，都要冒险；与自由派对立的汝辈， 却可以在国家所有媒体都严禁讨论胖子的时候，你却可以和那一位大张旗鼓地嬉笑怒骂胖子，请问 ——谁给你们的特权？你们的品行人格怎么就可以比自由派特殊？你们为什么不会屏蔽和失踪？国家交给你们，人民就该放心了吗？ 原文摘录： 过去的20多年，普通老百姓越来越少地怀念21年前的事情，除了本身的社会政策与宣传限制外，还有一个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21年来那批人的表现让人们心寒。我不至一次听到有人说，幸好那时没把国家交给他们。 解读： 这个话题你可以在博客发表，我们要是怀念就会删帖甚至锁号喝茶。你觉得这样得来的结论公正吗？那一代人，当 然也会有很多令人失望的地方。请问那时还在咿呀学语的你，是从哪里得出当年那一代是要夺权的印象的啊？你愿意求知的话，你应该去 被遮蔽的历史中考证那一代人的诉求——他们只是要政改，只是要反腐，只是要言论自由，什么时候要抢过你们的皇冠啊？这些诉求在今 天依旧是正确的，你同意吗？你要连这个都不同意，那我们真是无话可说了。 原文摘录： 说白了，其实还是一个公民素质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做人问题。比如，不相互辱骂，不骄淫欲奢，要通情达 理，要实事求是，学会相互尊重，要遵纪守法，等等。这些素质对当下13亿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大难题。对于广大自由派/改革派来 说，要做到这些的难度，其实并不比13亿中国人都做到更容易。或许只能用现代国家理论来解释。中国成为现代国家仅仅60余年，而 美国已有200多年了。中国要走得路还很远很远，让我们慢慢来吧。 解读：唯一看上去接近正确的一段——自由派和你一样，都是中国人。要提升公民素质，首先是要你们媒体开放，允许对立意见存在，要 提供国民以真实信息，让每个人学会讲真话。而你的最后一段，潜台词似乎是说，美国还是走得更远的现代国家，我们还需要奋起直追 ——随时骂美的你，是这个意思吗？   中国的极权派最缺什么 严格来说，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很难用传统的左右来划分阵营。当王文使用自由派改革派来形容吾侪时，我只能根据他们一些人的话语特 征，来命名他们为极权拥护派和反对改革派 。以下简称极权派。 从王文大作来看，自由派似乎最缺的是教养，另外缺乏宽容，再就是知行不一 。如果仅仅是这些个毛病，那王文和政府实 在不值得如此打压自由派了，这些不就是人性的弱点么？要论起来，你们阵营那些已经开办网站，点名要吊死哪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不 是更加没有教养和不宽容吗？你希望自由派宽容待你之时，你们想过要给你们的意见对立者也宽容一席之地吗？你们凭借强权剥夺自由派 的发言阵地，甚至人身自由，知书达理的王文们，为什么不向政府进言要宽容异己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呢？ 实际上，连你自己都知道——你为什么要在此刻攻讦自由派？你想要攻击他们什么，是你自己都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因为你也算读书出来 的，你也知道大米比大粪好吃。 极权派最缺什么？ 一是最缺天良。这个时代每天都在发生的各种悲剧，各种不公，各种腐败，你们仗义执言了吗？ 二是最缺常识。如何缺，缺哪些，我真是懒得说了。 三是最缺真实。 四是缺勇气， 五是缺羞耻…… 所有这些，我都可以专题开讲，只是我真的累了。王文兄弟，不按照真理部的规定说话，你是否还会当主笔写出文章呢——这是我真心为 你焦虑的事情。三十多岁的你，如此迷途于常识，如此选择去为另一位“高人”摇唇鼓舌当捧哏，你这样的成名不觉得惶恐吗？你 知道历史从来都有耻辱柱吗？ 我遵守友道，即便是一面之交，因为中间人是践行公义的企业家，我不想伤害你，对那一天的微博保持沉默。可是你既然拿我举例作文， 来借此批判所谓自由派的嘴脸，那我只好也借你的文章来辩驳了。 我比你更相信社会和政府的进步，当某一天这个政府终于兑现他们一直都在承诺的自由民主之时，但愿你还能接受他们，还能不为 你失落的极权梦想殉身。

王文: 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时代 2011-04-17 12:36:16

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时代 ――兼与野夫先生商榷 王　文 拜读野夫先生《中国极权派最缺什么》 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想起苏东坡与佛印的故事。在那个尚未经考证且有几个版本的 故事里，苏东坡问佛印：“我在你眼里是什么？”佛印答：“居士像尊佛。”佛印反问，苏东坡却答：“你在我眼里像牛粪。”佛印置之 一笑，曰：“心中有佛，眼里就看到佛；心中有牛粪，眼里就看到牛粪。” 我不是佛印，野夫先生也不是苏东坡，所以所谓“极权派”的帽子我还是不接了，野夫先生也不要送，因为在当下权力日益分化的中国社 会，恐怕很少人有“资格”能戴上这顶帽子。 事实上，野夫先生以“极权派”为题回应我的“自由派”一文，恰恰应中了我所批判的的中国不少自由派的通病：你不同意我的观点，你 就是支持极权，就是专制的帮凶。正是这样简单的两分法，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推为所谓“自由派”的不支持者行列。过 去十多年，中国民主自由的态势缓慢前行，但中国“民主派”、“自由派”却在日趋衰弱 ，这是当下中国社会很有意思的一 个悖论。 不赞同“自由派”的，有可能是“保守派”，有可能是“现实主义者 ”，有可能是“新左翼”，有可能是“国家主义 者”，甚至还有可能是与其不尽相同的“制度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等等，为什么非得打上“极权派”的唯一标签呢？当下中国思 想多元化的程度远远突破了两分法的概括，也远远不是30多年前文革时那个“非此即彼”所能形容的。 我不知道，用二元论来概括中国思想状况，是否是“自由派”人士对中国复杂性的有意忽视，但野夫先生对我不厌其倦地解构与二次解 读，并将我勾勒成他“需要的”批判对象，至少可以折射出一些“自由派”人士对中国现实及不同意见者的认识，是简单化的、想像化 的、激情化的、甚至是歪曲化的。 我最近读了野夫先生的《父亲的战争》 （不是他送的，是我买的）、《让记忆抵抗》 （刚在《看历史》杂 志上读完）等作品，但野夫对我的论述却知之甚少，以至于又拿出我所在的报社再次“污名化”，更让我坚定先前“中国自由派最缺什 么”一文的主张与立场。事实上，我一直以“北京媒体人”的身份参与这次关于艾某人的所有讨论。 尽管如此，我依然敬重野夫先生，所以他发短信“提前请示”是否“可以公开回复你”时，我的回复是“愿洗耳恭听”。但对野夫先生的 回应，我并不愿像孩童般你一句我一句地拌嘴，而是希望提出一个“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时代”的新命题，将这次辩论深化下去 。 在这个问题上，我至少想说三点，间接也能纠正野夫先生“极权派”一文的逻辑。 第一，尽管中国制度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也有各种潜在危机，但中国社会目前仍然处于有史以来“民众最不想回到过去”的时代。除非 你对某个历史时代有着浪漫主义想像，以及对自己“穿越身份”的过度置换，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中国当下的时代依然是最不坏 的。我不是为谁辩护，而是对中国发展现状的一个起码判断与应有自信，否则恐怕就抹杀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绝大多数人辛勤及艰难的努 力进程。 即使是“自由派”们不断诟病的言论桎梏，试想，中国还有哪个时代比现在的言论尺度更大、更安全呢？看看微博里的激烈言论，以及“官 员”、“政府”、“支持政府者”在网络舆论中的相对弱势地位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当下言论环境处于中国 3000多年历史上观念最多元化、最分裂化的时期，即使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也不及当下的十分之一，何况春秋战国又是大乱世。 恰恰与野夫先生勾勒的“极权派”相反，我认为，我的上述观点是真诚的、有良知的、有勇气的、客观的、有逻辑的。我不怕这样说会被 贴上“大五毛”的标签，我担忧的是，现在一些“自由派”人士大喊自由民主，骨子里并非出于价值信仰，而是出于特殊的利益诉求。事 实上，几十年来，大喊自由民主的人士都过得不错，不仅搏得公共知名度与“有勇气的”美誉，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享受当下体制背景 中不断上升的生活待遇，但他们依然在批判现存制度。 我非常支持批判，这些年来我也一直这么做，但问题在于，当下一些所谓“自由派”、“民主派”的批判是装腔作势的、是哗众取 宠的、是不切实际的、是自怨自艾的、是全盘否定的、是虚情假意的、是无理谩骂的、是不通人情的、是两面骑墙的 ……恰 恰是这样的批判，才是野夫先生所指的“最缺天良”、“最缺常识”、“最缺真实”、“最缺勇气”、“最缺羞耻” 的。 当然，我不是指野夫本人，而是指相当数量的所谓某些“自由派”。 在两个新“凡是”（凡是政府支持的，就反对；凡是政府反对的，就支持）的诱惑下，不少“自由派”的声音“自我妖魔化中国”，正在 “矮化中国”。实事求是，在“新凡是”思潮的干预下，反而变得越来越难。 我再次强调，我决不否认当下中国的诸多缺陷与问题，但是反思中国的现代性，不应以否定现代化经验为前提。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第二，尽管中国还有许多贫困现象与不尽如人意的人群，尽管我们的发展还有很多困难，但中国依然处于“最需要总结成功经验、避免失 败教训”的时代。反思与批判在当下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当下社会广泛的关系网络与历史脉络。这是我们反思之现实基础。中 国再也没有比现在更需要建设性意见的时候了。 环顾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与工作，都不得不承认，每一个人都有成百上千个理由骂这个社会，恨这个国家，但一旦面临自己践行时，会很 容易发觉多数时候自己也做不到；当你要推动一些事情时，会很容易发现，原来中国社会任何大问题的解决，面对得将是一个庞大冗杂的 关系负重，以及纠结乱麻的历史惯性与文化劣根。 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一句毁灭性的砸烂体制就能解决的 。就像埃及民众在解放广场大喊“穆巴拉克下台”时是多么地过 瘾，但一旦进入“后穆巴拉克时代”，民众照样陷入无尽的迷惘 ，并发觉原来日子反而越糟 。 现实的残酷与革命的理想之间，看似是很近，其实却相当遥远。这正是我说的“自由派之缺”，不少所谓“自由派”对中国社会的批判是 粗糙的甚至粗暴的，是去经验化的甚至是不靠谱的。 我不是保守主义者，实际上我一直努力在个人岗位上力所能及地致力于改变，这正是我给野夫先生发短信谈及“时事复杂，常感无奈无 助。只能尽己本分，做好当下之事”的根本之意。我不怕被攻击为“革命的阻碍者” ，我担心的是，一些高喊革命的人， 可能是大野心家，可能带来的不是民生的提升，而是更糟的未来。历史往往都是这样，砸烂远比重建容易得多，但砸烂后的日子依然是百 姓最苦。 现在的中国社会并非不改革，而是30多年后我们面对二次改革时发现，要改掉的东西是那么难。许多网友都在批评利益集团，但仔细一 想，自己很有可能就是利益集团里的一分子。事实上，中国的现实往往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这些人包括网络上的“沉 默大多数”，也很可能包括那些谩骂者。 我不否认，有一些自由派是有价值信仰的，是真诚的，是有针对性的，建设性的，但相当数量的“自由派”及其跟随者并不是这样。他们 的谩骂或出于利益诉求，或只是生活牢骚，或是心情发泄，当下体制成了他们最大的替罪羊。所以，越是这种舆论混沌、迷乱期，越需要 总结过去成功经验，承认这一点，是需要勇气的。 第三，尽管我们这个国家还有许多提升的空间与方向，但是中国依然处于“最需要去宗教化、去理想化预期”的时代。我们当然要勾勒一 个“美好社会”，但那并不是天堂。这个时代本身就是一个“坏世界”，我们面临的“坏世界的改造”，但改造的目标与预期决不是“完 美社会”，也做不到“完美”。 2008年以前，我们以为美国是“美”的，但金融危机撕掉了覆盖在美国神话上的伪善面具；“3·11”地震前，我们以为日 本社会是“完善”的，但核辐射揭露了日本神话的疮疤 。我不反美，也不反日，我只是反对神话化美国与日本。 但现在一些自由派正在做着“神话化”的事情，更有趣的是，这些“神话化”深得舆论的怂恿与同情，即使是错了，也得到相当的谅解。 举个经典的例子，某著名主持人说，美国手机费非常便宜，但后来证明他“神话化美国”了，舆论对他相当谅解，试想，如果某个官员说 错话了，中国舆论会怎么样呢？我不是反对学习美国与日本，但我非常反对当下社会舆论的不对称与不均衡。这恰恰是中国民主应有之 义，也是我们整个社会都缺乏的，同时也是“自由派”所缺乏的。 再以民主为例，“自由派”现在都在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他们有没有翻过历史，为什么民主在过去2000多年，只有最近100 多年甚至只是最近几十年才被视为“好东西”呢？有没有真正读过柏拉图原著《理想国》和《华盛顿文集》？有没有看到他们说“民主这 种制度不加区别地把平等给予一切，而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等等之类的话呢？我绝对不是反民主主义者，但我反对的是，我们必须反 对“民主简单主义”逻辑。比如，我们常说，民主“没有如此这般的缺点”。但这并不能推导出“民主有更多优点”的结论，就像一个不 贪污的官员不等于他就是一个好官员一样。我们现在最多只能说“民主不是最坏的制度”，或者说“至少还存着一个甚至一个以上比民主 更差的制度”，但绝不能得出“民主是好的”简单结论。 学术点说，民主不应是一种价值，而应是一种制度设计。现在中国诸多“自由派”的大陷阱就在于，将其“价值化”甚至“宗教化”，更 有甚者是“原教旨主义化”。这对当下复杂的中国是非常危险的，是有重要误导性的。与此同时，所谓“自由派”还在以某种批判抬高社 会大众的预期，这在当下依然欠发达的中国来说，同样是一种不说真话、不实事求是的表现。 当下中国“自由派”的问题非常严重。当然，我必须承认，这些严重问题的程度与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大体相符。如果套用那句“有 怎样的人民，就有怎样的政府”，那么，“有怎样的社会，就会有怎样的自由派”。 我再重申一点，当代中国精神什么都缺，但在缺少的这些精神里，“自由派”所高喊的那种所谓的“民主精神”（与我理解的不一样）， 肯定不是排在最缺少的前列。如果要我来排，我认为，“务实”可能是当前中国社会最缺少的精神之一。 最后，我要感谢野夫先生。尽管我完全不同意他对我的任何一句批判，但在视频一事后，他却是唯一一位以对等、平和的方式与我讨论的 人。所以我才回应了这些。我很享受这种思想沟通与交流。

王文: 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坏人 2011-04-18 02:06:02

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坏人：再与野夫先生商榷 王　文 周末外地出差，在手机上拜读野夫先生“答王文：中国极权派最缺什么 ”一文，字小无法字字细读与咀嚼，于是掌握了其 梗概后，在回京的飞机上，写下了“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时代：兼与野夫先生商榷 ”一文。 我从事评论编辑一些年头，组织过许多次大话题的辩论，其中一个编辑思路就是，千万不要为了讨论而讨论，也不要为了辩赢而讨论，而 是为了拓展思路、营造社会思辨的氛围而争论。当下的中国社会太需要思辨了，而推动平和的、对等的思辨，恰恰是我做为媒体评论从业 人员应该做的。 所以，我的头篇商榷文章，就是一来希望纠正野夫先生一个大逻辑漏洞：“自由派的对立面不一定是极权派”，所谓“自由派”们的两分 法是简单化的；二来是引申出“中国到底处于什么时代”的新话题，希望告诉所谓的“自由派”们：中国没有你们想像得那么坏， 你们所批判的“中国”许多时候都是虚构出来的。 同样，中国人也没有野夫先生想像得那么坏。坦白地说，我不像当鲁迅，当下中国也过了鲁迅时代，不必“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别 人”。 但很遗憾，在野夫先生回应我“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一文时，俨然把我描述成了一个坏人，或者说，是一个没有坏到底的坏人。因为在 野夫先生的文中，用了“与狼为伍”、“助纣为虐”和3次“天良(未泯)”来形容我所作所为。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误读，如果还不算 是“人身攻击”的话，也再次暴露了所谓“自由派”们的逻辑大破绽和一个虚假假设：“自由派”是好人，而且是大好人，如果你不认同 “自由派”的观点，那么，你就是极权派，你就是坏人，你就在“助纣为虐”。我不得不再次重申，这种将价值观“价值化”是“自由 派”的最大短板。当所谓“自由派”们以“好坏”、“善恶”、“高低”、“黑白”来划分这个世界时，他们的理论困境就变得越来越 大，他们能够宽容他人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小。 野夫先生，请你不要再用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我。正如我先前所说，我对我讲过的话、写过的字负责，它们可能不一定都对，但写字说话 时，我是真诚的，无愧于心的。同时，我也相信，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都像我这样，他们可能不够尽善尽美，但他们不是坏人。我甚至相 信，那些在微博里谩骂、攻击，还公布了我的手机号 的匿名网友们，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是坏人。他们那么做，最多只 是公民素质不高而已，而这恰恰也是“自由派”甚至是其中一批“自由派”领袖的毛病。 为什么我相信这个世界没那么多坏人呢？因为这是常识！咱们每一个人都来打量一下咱们四周的亲朋好友，他们中坏人多吗？肯定不是。 这样，我们可以继续推导，一个“坏人不居多”的中国同样也不应该是坏的，虽然可能中国还不够好。以此逻辑，我可以再次回应野夫先 生，不要给我戴“极权派”的帽子，不要再说我从事的工作是“助纣为虐”、“与狼为伍” 了。 那么，我在一家被“自由派”们的价值观容忍不了的报社里做什么呢？我认为，我与我的同事们做着和野夫先生您一样的事情，用自己力 所能及之力推动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咱们的差异不在于“你是对的、好的，我是错的、坏的”，而是咱们都在以自己认定是理性的方向， 推动着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艰难前行。而历史的前进往往就是由不同方向的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正是咱们平和、友善的讨论基础。咱 们俩没有稿费，还搭时间、气力、精力来写这个争论，其实就是对社会思辨氛围的培养与国家的进步做出个人的共同贡献。 但我为什么又要批判所谓“自由派”缺少必要的私德呢？因为“自由派”以推动民主自由为己任，而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的基础就是“要 减少不必要的恶”。推动者的私德、公民素质不行，他们推动所建立的所谓“民主自由制度”，一定不可能减少 “不必要的恶”，相反，还有可能会增加“恶”。就像历史上的民主投票，曾经处死了苏格拉底，曾经选出了希特勒一样，“自由派”必须要有基本的品德与必要的 公民素质。这是其政治理念实践的大前提。 但是，在我如实记录且隐去其名的“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一文，我阐述那几位“自由派”代表明显在这方面是欠缺的。一个能够利用自 己“自由派”美誉瞬间泡妞的某主编，他会不会一旦执政后就“后宫三千”，重回封建王朝？一个见到自己不喜欢的报纸的编辑，就连基 本礼节都没有的新闻学教授、某报系评论编辑，会不会一旦其有权后，就会残酷地排挤异己、党羽满盈？一个将私人空间的学术交流意见 差异晒到公共空间，并率领粉丝大加贬低的知名教授，有没有理由怀疑他，一旦他有更高权位，就会利用现代技术哗众取庞，骗取选票， 窃取公义呢？我认为，这些怀疑是理性的。“自由派”们要为自己的民主自由理想奋斗，但他们就必须为之恪守必要的准则，况且个人修 行、恪职尽守、尊重异己等是最基本的基本行为准则。 当然，我并不认为“非自由派”不需要这些，恰恰相反，中国所有人都需要一次“公民素质的再启蒙”。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成为现代 国家不过60多年，其间还有一半时间的不幸与折腾，中国13亿民众成为真正公民的历史就更短了。这样的一个中国社会与“自由派” 理想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呢？如果一旦“自由派”自身还做得不好，距离会不会继续拉大呢？ 野夫先生，请不要再误解我是民主的反对者。恰恰相反，我认为，我是中国当下“不发达民主社会”的践行者和呵护者。请允许我阐述一 下我与许多“自由派”人士不同的“民主观”。 第一，民主不是一种价值，而是一种制度设计。在这个制度设计方面，中国当下的民主程度是低的，政治改革之路是艰难的。因为 任何一个发达的民主社会所应该具备的基础，中国目前都还没有完全具备 ，尽管我们每天都在艰难地积累与改革这些制度基 础。 第二，民主不是静态的目标，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即使是美国，1970年代以后，才真正实现了“一人一票”，真正的美国民主史不 过才40年；在英国、挪威，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还很普遍，从男女平等的角度看，中国的民主程度要比欧洲很多国家都发达。但同 样，中国民主的发展还要有漫长的过程。 这个过程至少应该有三个关键点：一是经济改革，保障所有人的温饱、医疗。否则，一旦民主化，“胜 者通吃”原则将使那些穷者越来越穷 。就像当下的美国，原本奥巴马很好的“全民医保”方案却屡屡受挫，为什么？因 为中产阶级以上者反对，他们可以通过民主原则合法地夺取下层阶级的利益。中国不能那样，否则，穷人是最大的受损者。那样的中 国是可怕的。所以，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一定是伴随经济改革，伴随着老百姓不断致富的过程。我确信，一个穷中国一定不会是民主中 国！ 二是社会改革，必须要有对社会一系列公共政策、医疗保险、司法制度、教育管理、媒体开放等等进行一系列 的理顺。一个真正的民主中国，一定是有充分社会保障的中国。民众没有司法、医疗、教育、言论的必要保障，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 主 。而这些又要以经济改革带动的致富为前提 。 三是行政改革。要有一个稳定、不为高层变动所转换的公务员队伍，要有高效的行政工作制度。没有高效的行 政，就不会有高效的民主。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后地震时代的日本”。在当下灾难频发的环境下，在中国再来一次大的自然灾害， 没有高效的行政动作，谁将受到最大的伤害呢？ 这些改革基本成功后，才有最后的“一人一票” 。事实上，我一直认为，“一人一票” 是民主制度中最不重要，尽管也相对重要的内容。因为一个国家如果经济、社会、行政都理顺了，这个国家就已经民主了， “一人一票”就变得可有可无 。所以，在我的印象中，美国200多年的建国史上，50多次总统选举最高的投票率只 有60%左右，一般都只有50%，甚至更低。我认为，这就是民主的真正意义。 现在中国的民主化之路出现了第一大危险，就在于所谓的“自由派”们简单化、价值化了“民主价值”，甚至将简单的“一人一票”描述 为民主的全部，这是非常幼稚的，如果我说他们不是有某种想搞垮中国的“阴谋论”的话。第二大危险在于，“自由派”们理想化、绝对 化了“媒体开放”与“言论自由”，这也很要命！我在视频中已经用实地考察的例子，讲过美国媒体控制的局限性和隐蔽性 了， 这里不再赘言。 好了，这就是对那些转发、批评我微博朋友的回应。不少朋友的要求包括野夫先生本人的微博中都说“他（指王文）不答复我（野夫）任 何一问题”，我现在答复了。但还是那句话，我不想如小孩绊嘴似的吵架，不想句句回应，那就为了争论而争论了，没什么意思。我希望 把咱们的理念深化下去，丰富化、健康化当下网络的思辨氛围。 野夫先生，再次感谢你。是你的直率激发了我对诸多批评的回应。我想，我这么做是合适的、不坏的，是比谩骂更好的对大家的回应方 式。希望能够希望争论下去，期待野夫先生的高见。 2011年4月18日星期一午夜2点05分，在报社办公室。

野夫: 再答王文——世界上总有那么几个坏人  2011/4/19 3:05

艾略特 在《荒原》 中曾经有一 句神来之笔，他说——四月是一个残忍的季节 ……无数研究者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定义四月。我的记忆经过1976 和1989年四月的广场 ，再联想到今年四月的各种寻人启事，我开始隐隐领略艾老的预言。 在阁下认定的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中国好时代里，无数正在发生的残忍是你熟视无睹的 。即便是这样一场类似于熟人间的 笔仗，也因这个季节的残酷，而不得不让我诸多亲友为之股栗。本来按已经呈现的言说立场和对话方式，鸡同鸭讲显然毫无趣味 。 但目睹当前有司一旦关门放狗，社会就要噤若寒蝉 ——这样的局面实在有损于和谐的标签。为了帮阁下佐证这个时代的那 么一点好——到目前为止还允许我辩驳，顶多是删帖。即便言论权限和后果都可能不一样，但我还是决定斗胆回复；仅仅因为不想让极权 狂妄地讪笑所有追求自由者都望权生畏—— 你说“自由派的对立面不一定是极权派”——这我不同意，自由派的核心价值只是反对极权政治，因此它和你说的所有其他派都可以是盟 友，唯一对立的就是极权派。而事实上，当你的二丑视频 和直接命名叫板“自由派”的文字公之于众之时，你已经让公众 认清了你的极权立场。此其一。第二，你迄今不愿或不敢承认你是极权维护派，再次说明你也知道那不是一个好东西。但是，你的言论立 场和观点，无一不明证你就是货真价实的极权拥护者——否则，怎么可能在普通公民失踪之后，满天下就出来你们哥仨在那额手相 庆呢？ 须知在所有纸媒网媒都在敏感词某某之时，在其家人都没有收到任何法律文件之际，其人和你我一样，从法律上说连 犯罪嫌疑人都不是。我再问你一遍——你们何以就能打破国家的禁忌，在那设想人家是邪教人物是其他种种不堪罪行并幸灾乐祸呢？ 你说“中国没有你们想像得那么坏，你们所批判的中国许多时候都是虚构出来的”。我想象的祖国一直比你好，我想象的祖国，偶尔走失 的孩子还会归来。问题是你表述的中国，一个人失踪了，那他一定有罪要被刑罚——在警方尚未公布、法院尚未认定之前，你们就敢这样 诅咒，你这不是明显在抹黑你我的祖国吗？如果祖国是北京媒体人的你描述的这样，那我还能怎么想象祖国的好呢？是你虚构了中国，还 是我错怪了祖国？ 你说我把你描述成了一个坏人，用了“与狼为伍”、“助纣为虐”和“天良(未泯)”来形容。并说：当所谓“自由派”们以“好坏”、 “善恶”、“高低”、“黑白”来划分这个世界时，他们的理论困境就变得越来越大，他们能够宽容他人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小。 ——你不觉得我那些形容都为你存着情面吗？你不是狼不是纣，原来一直以为你还只是童蒙未开而已 。但今天的私信交流 之后，我则连这样为你开脱的词汇也不再使用了。你的好坏善恶，不需要我为你定位，历史会铭记各自的荣耻。古人说——道路以 目，有口皆碑；千夫所指，无疾而终 。这些警言留给我们每个来者反省自身的言行，让我们知道敬畏，知道神目如电，天听 若雷。 关于好坏善恶，高低黑白，这不是自由派划定的畛域，是人类定义的法则。高僧曰——这个世界假设没有善恶是非，那就一定会有报应。 你不要声称你处于善恶之间，独占黑白两道；每个人在这个时代的行止謦咳，无往不在善恶好坏的自然法则之中。自由主义者宽容一切良 善甚至平庸和愚蠢，独独不能原谅那些睁眼定心投机效忠于极权，且还要首鼠两端自叹妾身未分明的乡愿帮闲 。 我和你一样相信这个世界没那么多坏人，肯定不到号称的几千万。你说一个坏人不居多的中国同样也不应该是坏的，虽然可能中国还不够 好——这一点，在逻辑上并不成立。你能告诉我古代中国或者民国的坏人多吗？一个国家的好坏，从来与国民的好坏人数比例无关，它只 与其国其时的政府有关。连朝鲜利比亚我都相信其“坏人不居多”，那他们算是你眼中的好国还是坏国呢？我知道，美国一直是你 眼中的坏国，那你敢说他们那是坏人居多吗？ 我的每一个问题你都不敢正面答复 ——因为你比我深知，你哪怕就是这样的非官方发言，你也要承担答错的后果。 你声称你和你供职的报纸，也在“用自己力所能及之力推动中国的发展与进步”，“而历史的前进往往就是由不同方向的合力共同作用的 结果”。后一句我由衷认同，前一句我姑且存疑——原因是你近来的言行，确确乎在为贵报添污积垢 。贵报素来坚 持反普世价值立场，暗中对抗本国政府首脑的多方发言，与大国外交政策和口径颇多抵牾，原本声名狼藉亟待修复；现在经主笔阁下 视频与华章的逐臭追腥，处处捉襟见肘图穷匕见，岂不让世人侧目生疑——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和谐盛世？ 你再次强调你要批判自由派缺少必要的私德，因为“他们私德、公民素质不行，他们推动所建立的所谓民主自由制度，一定不可能减少不 必要的恶，相反，还有可能会增加恶”。而你前面所举证的他们的私德有亏，几乎无一不是仅仅伤害了你那点可怜的自尊。首先我要告诉 你，自由派所谋求者乃自由民主制度，制度完善则足以保证私德和公德假设都好的汝辈去行使国家权力，而非自由派想要谋国为私 。“安 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鶵竟未休 ”——古诗所讽的正是你们这种觊觎神器，视国家权利为帮会神主之辈。真正的自由派向来 甘居清流，披肝沥胆所要捍卫的只是公民的私权。 回头再请你手扪良心告诉我——今天的私德溃败者，究竟是极权派与当权派，还是民间草根备受监控的自由派？ 中纪委正 为若辈所设，每年欺男霸女卷款外逃者是吾侪还是尔等？今日连高层都自谓是体制性腐败，这样的集体私德，你作为要推动中国发展进步 的名记不去谴责，却要拿一个泡走你眼中酥肩的自由派大家挞伐，甚至整体质疑自由知识分子的人品，乃至无耻且毫无逻辑地推导 出民主自由制度的可疑 ——请问阁下居心何在？难道又要开启前朝的诛心之罪？政治上不好意思定罪了，再拿男女作 风偷税漏税兴起大狱？一个自称不坏的人，怎能有如此机心。 王文兄，你终于公开承认你不是“民主的反对者”。你生造了一个政治词汇——中国当下是“不发达民主社会”。这就像说饿夫是未饱 者，失业是待岗者，亏损是负增长一样圆滑。中国也只有你们这种训练有素的报人，还能想象出这样一些无耻的名词 。 你说民主不是一种价值，而是一种制度设计。你承认中国当下的民主程度是低的，政治改革之路是艰难的——这些话都近乎对，也说明你 尚属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但是你的解释是——因为任何一个发达的民主社会所应该具备的基础，中国目前都还没有完全具备 。 这样滑稽荒诞的为极权社会开解，你竟然也敢顺口就来 。你数数全球有多少民主之邦，其发达基础有多少比吾国更好？咱 们不是大国雄起总量第二了吗？你们天天自我贴金的盛世荣华，怎么一谈民主就基础薄弱了？我告诉你，民主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民主 是一个学习练习的过程。你永远不开启民主之门，则民主永无从天而降之时。你出生之时会识字吗？令尊令慈会认为你基础不够只会哭闹 而永不送你入学吗？好歹你也认为民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请问新世纪以来，我们的民主究竟是在如何行动？ 你又担心，“一旦民主化，将使穷者越来越穷。就像美国，中产阶级可以通过民主原则合法地夺取下层阶级的利益。中国不能那样，否 则，穷人是最大的受损者。”第一，美国的下层阶级假设如你所说，他们人人可以买枪，既不会上访，也不会群体事件，早就掀翻了美 国。你这种观点在贵报谎言成真，连你自己都相信了。第二，究竟是你假想的民主化之后的中国，一定会穷者更穷，还是眼前的中国，真 正地拉大了贫富距离？你们长期用这种谬论来恐吓平民，你究竟想要把这些真正的利益集团国家蛀虫还维护多久？ 好在你也认可要社会改革和行政改革，但是你说“民众没有司法、医疗、教育、言论的必要保障，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而这些又要以 经济改革带动的致富为前提。”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些保障本来就是民主的内涵，如果今天我们已有，那还需要实现你的什么真正民主？ 你的意思是眼前你们还不够致富，因此司法言论医疗教育也就暂时不予保障了吗？民主因此也就暂不考虑是吗？你们还要怎样致富呢？美 国最大的债权国，金砖五国，经济总量全球第二，贪腐总额世界第一，你还需要怎样的物质基础，才给我们一点司法和言论保障啊？据我 所知，我们政府没有阁下所说的这样坏啊。 最后你说——要等这些改革基本成功后，才有最后的“一人一票”。你认为，“一人一票”是民主制度中最不重要的 。因 为经济、社会、行政都理顺了，这个国家就已经民主了，“一人一票”就变得可有可无。你甚至更荒谬地举例——美国最高的投票率只有 60%左右——你知道投票率是建立在人人有权投票的基础上的吗？你说半天的目的，我终于看懂——原来你们最不舍得付出的只是选 票，你们究竟畏惧人民什么呢？到此刻，你要是还敢厚颜无耻地否定你不是极权派，那你告诉我——你是什么独门独派？ 我 深信，中共要知道你在这样猜度他们，肯定会含血喷天 ——这是他们都不会这样说的啊。 逐一批驳至此，非为教育尔之冥顽，乃为生民一叹也。贵党先主早有名言——什么什么潮流，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对祖国深爱于心， 对贵党犹抱善想，深信政改之门必开，民主之邦指日可待。也因此，我与你言尽于此，原本虚妄的私谊也尽于此，得罪之处，恕不乞谅。

王文: 中国社会不能分裂：三与野夫商榷 2011-04-21 02:43:24

中国社会不能分裂 ――三与野夫商榷 王　文 很高兴看到野夫先生的回应，但很遗憾，你决定与我断“私谊”。我非常疑惑，为什么你说“所有其他派都可以是（自由派的）盟友”， 而对我这位决不承认自己是 “极权派”的人，却非得连朋友都不想做呢？况且你文中至少有5处表示认同我的某些看法，这样与你有部分共识的人，你依然“恨心”地推到了对立面，更让我吃 惊的是，你在昨日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不停地用“恶毒”这个词来形容我，还误导该媒体编辑用了“野夫与王文：‘自由派’ 与‘极权派’的网上论战”的标题。 野夫啊！野夫！你这样恶意度人、恶语伤人、恶行害人的做法，不正是应中了我第一篇文章“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的所有担忧吗？要知 道，这些天我一直都在我的朋友们面前夸赞“野夫的文字不错”。而我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也坦承，“野夫是一位值得尊重的 人。”但现在，你觉得这句话还适合吗？我一直希望以平和沟通的讨论，让不同看法的人彼此了解，但你却连观点上的一些差异都不能包 容，这不正是越来越多人所不齿的不正“自由”之风吗？ 野夫，我想我不能再在你名字的后面加上“先生”二字了，我也依然不愿意对你有任何情绪化的人身攻击。但我必须要告诉你，你对世界 与中国的理解是有限的，就像我的一位八、九年未见的同学发来短信说，野夫的“思考深度也就跟我大学时差不多”。 是的，许多年前我们念大学时，常认为这个国家已经没救了，也有像你现在表面上看起来那种不知所措感，还有些许革命浪漫主义情结。 但现在，中国已经变了，我们也变了。我们知道，现在的中国真正要解决问题，就必须需要踏实的态度、务实的精神，还有尽可能的宽容 与和解之心，否则就算占了小便宜，始早也会吃亏，所以我与我的同事们日以继夜地做国际新闻报道，几乎天天半夜下班，在任何敏感问 题上都敢于说话，努力让世界清楚地感受到中国人的真实情绪与看法，努力去推动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认知。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野夫的想法依然固步自封，或者是你装的，你依然如很多以“自由派”三个字自居的人一样，有着相似的叙事逻 辑：先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害者”、“弱者”、“嫉恶如仇者”，然后再用煽情的文字虚构出一个“无可救药的中国”，暗示只有自己 才是“救世主”。野夫，你完全错了，中国决不是你说得那样。过去的十年，数以亿计的中国老百姓实现了或正在实现着自己的 “中国梦”。 我想，那句话“安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鶵竟未休”的古代嘲讽应该送还给你才是。因为，据媒体公开报道，你曾说受文革时红卫兵的影 响最深，“打架斗殴，无所不能”，你还曾用石灰覆在青蛙上然后用水烫死它，我不知道，对我“施恶”是否与你青年时候的性格特征有 关，但我愿意原谅你的行为。我想说的是，你在1995年出狱以后，先做小生意，接着做书商，然后写作，现在据说还在当编剧 拍片，现实中的生活水准也相当宽裕，至少比我宽裕，而且在国内外都受到礼遇。 过去的10多年不正是你的人生梦想实现 的进程吗？当下的这个中国怎么就成了你笔下的“极权社会”了呢？ 过去的100多年，我们这个国家太不容易了。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历史与社会包袱，还有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几次都险些陷入民族崩 溃或国家沦陷的深渊，能走到现在是多么不容易，是多少人付出艰辛换来的啊。 让我来告诉你一些你知道但一定理解不深的现实：中国有多少人？是的，13亿多！13亿是什么概念？是整个西方30多个国家人口数 量的总和。中国现代化是什么？是比整个西欧、南欧、北欧20多个国家还要大2－3倍的地理版图，把他们过去300年曾经走过的路 重新再走一遍。这还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如能源紧缺、老龄化、国际残酷博弈、社会竞争恶化、贫富城乡各类差距，还有越来越出现分 歧的个人诉求……你说你要捍卫“私权”，难道你理解的“私权”就像你现在用各种手段保证自己能赢吗？ 如今，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度、我们每个人都过得相当不容易的社会，已经艰难地走了30多年。整体上，我们当然是成功的，任何人都无 法否认，中国在崛起，中国人也在崛起，尽管我们依然还有许多必须尽快解决的难题。 下一步我们怎么走？我想，至少应该继续保持包容、相互理解地往前走下去。我们需要学术争论，但决不要舆论斗争；我们需要思想争 辩，但决不要社会分裂，更不要用以为不为人所知、但终将暴露的手段，谋取一己之私，窃取一己之利。 你这几天的行为，你那么多年来的人生成功以及你个人言语暴力与言行不一致之处，恰恰让我看到了一个“伪自由主义者”的真实面目。 我真的希望不是所有自称是“自由派”人士都像你这样，否则，那真的是历史的悲剧和笑话了。 现在，就此时此刻，我终于确信而且非常坚定地认为，野夫，我至少比你更懂得什么是自由与民主的真谛 。 民主不是空洞、抽象的口号，而是要自我反思，总结过往的历史实践并一步步扎扎实实地前行。中国现在正在一步步地、小心翼翼地、但 也非常坚定地走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江苏省首次公推票决3位市委书记，而一直以来，这样的民主化新闻还少吗？中国 民主不需要所谓“自由派”那样的教条主义，以为照搬西方那一套就够，我们需要自己的民主制度的创新，就像200年前美国民主制度 是欧洲民主的创新一样。 民主不需要自我标榜，而需要一种诚实与宽容。我们不需要自我夸耀的“民主派”、“自由派”，我们不要用民主自由来给自己贴上“好 人”、“有良心的人”的标签。我们每个人的诚恳与善良，是表现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交往与为人处事之中，而这正是野夫不断为其搪塞 的、不少“自由派”往往很难做到的“私德”。 民主不需要相互排斥与对抗，而需要相互尊重、理解和包容。越来越宽敞的住房、越来越多人都拥有的私家车，让我们这个其实根本不算 是地大物博的国家，变得异常拥挤。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当刺猬，以一种仇恨、抗拒的心态应对着这个不堪重负的时代与社会。我始 终相信，这个国家有10000个理由让我们愤怒，但始终有10001个理由让我们勇敢地面对现实，并热爱我们的生活。 写到这里，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可笑。原来我过去的几天，几乎都是在深夜或在路途中靠挤出来的时间写下文字，试图取得对方的认知与沟 通，试图让对方理解中国复杂性的讨论文章，是那么地不值得。因为我所要阐述与纠正的，无非是最基础的一些常识。算了，这太浪费时 间了，也太奢侈了，因为我好象被野夫利用了，变成了他抬高自己身价的靶子，而我自己还以为心平气和能相互了解。 不用再争论了。野夫，借用你的两个论点，一是“历史会铭记各自的荣耻”，会记住谁是真谁是伪，谁是虚谁是实。 二是是艾略特的，不过不是你那句。因为我发觉，你不了解艾略特，断章取义地找了一句他的话来做文章的开头。你知道吗？艾略特曾公 开自称政治上是坚定的保皇派啊。不过，我依然欣赏他的思想，因为艾略特说过，表达思想感情不能象那些技巧不高明的诗人那样直接表 达或抒发，而要找到客观的对应物。好吧，这句话与所有人共勉，更希望野夫铭记。

野夫: 残忍教育【重发】 2011/4/21 12:07

一        残忍，对人而言，究竟是作为动物的天性，还是家族血统的遗传？是某个特殊社会的迫使，抑或是个人教育的缺欠。我们是不是可以套用托翁的一句名言－－所 有的善良都基本相似，而残忍却各自不同 。        许多年前，我还在禁中时，母亲来信说－－我的女儿【当时不到六岁，也不识生父】性格变得有点乖戾。比如，她会用一壶开水慢慢倒进小鱼缸，看那些鱼绝望挣扎 又无路可逃，最后被烫死。母亲对此充满忧虑，老人在这一纯粹的孩提游戏事件里，看见了残忍。这使我忽然惊觫，我隐约意识到，几乎 人类所有的残忍都具有一种游戏的表象，而多数的游戏中，都埋藏着一种残忍的本质。       当然，我不能不原谅我的女儿。一方面可以推诿她的幼小和父位缺失，尚未获得文明社会某些宗教式的护生教育，她只是在重复早期人类的原始野蛮。另一方面，我 想起了我在那个边区小镇所度过的粗野童年，想起了我在这个国家所经受的全部残忍教育 。当成人犹在主持或者默许各种变 态的残忍游戏时，我实在羞于去谴责一个孩子。        我从四岁开始进入那个著名的十年，于是我天生就是个野孩子－－没有幼儿院的正规学前教育，自然也缺乏什么益智的娱乐。乡村大孩子带我学会的第一种游戏，就 是去田野抓癞蛤蟆。然后用泥巴糊一个小窑，里面铺一层生石灰，将癞蛤蟆关进去用稀泥封闭，上留小孔再注入冷水。生石灰遇水则发 散，产生极高的温度，蒸汽袅袅中，一阵阵“呱呱”的受刑惨号由强变弱。汽散声绝，扒开泥窑，但见癞蛤蟆的丑恶皮肤完全剥离，露出 初生婴儿般的晶莹胴体，在死亡中显出一种纯净的美丽。        如此残忍的游戏，最初又是谁来发明的呢？游戏源于摹仿，孩子们到底在摹仿什么？   二      若干年来，我几乎不断重复的一个梦境就是，我站在深秋的蓝天下，赤身裸体，抢着收集阳光过冬－－那时的冬天太冷了。我看见残阳越过高墙，把我的影子夸张地 贴在对面墙上，而电网的投影恰好横过我的颈项，使我的头颅在墙的画面上，像悬挂在枯藤中的一只摇摇欲坠的野果。      我在那一刻开始知道，残酷的现实往往需要残忍的心灵去适应。这一曾经真实的场景，因其起点的令人不寒而栗，在往后的平淡生活中，被复制成了经久轮回的梦 影。我在对往事地转顾中，力图去找到我对残忍竟能熟视无睹的源头－－我们从何时开始，把恶行和暴力视为情有可原且法无可惩的正常 生活？      六岁，对，六岁时我是一年级的学生。1968年的初秋。放学集合，一个血气方刚的教师拆散大扫帚，给每个孩子发一根竹条。然后排队，去打强盗。当小街上走 来我们这支武装童子军时，围着那个小偷的镇民们开始喝彩欢笑。小偷被罚站在一个水泥圆管上，衣衫褴褛，裤脚挽在膝盖上，似乎刚刚 下田归来，脚下是一双草鞋。我深刻记得这些细节，是因为我们的高度只能够到他的踝骨。大人们不断吆喝“打，打”，于是小镇的狂欢 节开始上演。      村小的孩子从六岁到十六岁不等，倚仗大人的鼓励第一次可以打大人，无不心花怒放。那个中年小偷被无数竹枝抽得像陀螺一般跳动，在水泥管上来回穿梭仿佛一场 没有尽头的舞蹈。事实上他无处可逃，所到之处带动的只是更密集的鞭笞和喧嚣。我清晰地记得他的小腿－－那粗糙的还带着泥巴的皮 肤，慢慢由红变紫，渐渐肿大发白一如半透明的萝卜。他不停地哀号，绝望地手舞足蹈，汗如雨下，双眼现出死亡的寒光。我挥了几下便 因恐惧而悄然住手，而成人和孩子还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绝妙游戏中。最后，我看见他喉咙嘶哑只剩鱼唇般的无声张合，身体摇晃如失去平 衡的风筝，在极限地一击下砰然栽倒、、、、、、 在围殴时我们已经从大人的咒骂中知道，他只是在试图偷裁缝铺的三尺布时被抓的，他是乡下来赶集的一个农民。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 一直为此深深内疚。我总在想，他和我一样要面对人生的冬天，他的孩子还衣不蔽体，他实在没钱去给那个和我一样大的儿女增添一缕温 暖，这时，他看见了那要命的三尺布。我每每想起这一画面时，内心的痛楚就在深化。走笔至此，我忽然泪流满面，我依稀可以确认， 这，正是残忍教育的起点。   三 残忍，许多时候是难以分清其善恶性质的。我们在一个充满蚊虫的房间，紧闭门窗，点燃毒气，彻底消灭害虫，没有人会质疑这样的行 为。那么老鼠呢？它传播疾病，盗窃粮食，当然也应该灭绝。至于灭绝的手段，一般不会被追究。 我十岁左右时被母亲送到了煤矿，那时父亲正经受被打倒后的各种体罚。他的同僚不堪忍受而自杀，母亲担心他的绝望而将我送去作陪， 于是我开始生活在真正的工人阶级之间。那时的煤矿老鼠很多，每天经历死亡的井下工人没有娱乐，灭鼠则成了他们的闲情逸致。 他们用各种智慧的方式活捉老鼠，然后将生黄豆塞进其直肠，再将其肛门缝住。黄豆在体内发胀，痛不欲生的耗子在放生后开始疯狂乱 窜，闯进它们熟悉的家撕咬同类，一场大模的自相残杀壮观而刺激，比任何毒药更惨绝鼠寰。或者将鼠尾捆上浸透汽油的棉花，点燃后放 手，再欣然观看那团狂奔的火球。我每每为此触目惊心的场景油然而生一种彻骨的恐惧，因为厌恶和仇恨，他们如此折磨鼠类－－是代表 人类的正义吗？ 那么人类自身的相互残杀呢？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厌恶以及导演的屠杀，与此无异自不用举例。我们曾经对所谓剥削阶级的仇恨，似乎也不 亚于此。我的故乡有个大地主叫李盖武，在土改时被愤怒的农民装在笼中，架在火上烤死 。我们可曾分担那种灼痛，那是 怎样一种漫长煎熬的死亡啊。如果再看看我们的刑罚史，了解凌迟和幽闭等等的含义，我怎能相信族类的理性。   四        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这种政治伦理观一直主导着我们的社 会生活。被党人奉为金科玉律的英雄格言要求我们－－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则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我们知道，情，是构 成人性的基本元素之一，佛陀谓之有情众生。无情，则意味着我们只需要服从政治立场，摒除人之为人的底线思考和本能恻隐，对一切异 己者【敌人】可以采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惩处方式。      当自然界的益虫和害虫我们都难以真正分清时，那么我们如何又能正确区别同为人类的敌我呢？于是，最终的抉择和解释都只能归属于强权。最高当局宣称麻雀是害 虫时，这些无辜的生灵就要被全体人民所驱逐。小鸟的天空骤然缩小，横遭屠杀，成群地累死于逃亡之路。鸟犹如此，人何以堪？平心回 顾一下整个20世纪，所有曾经被我们命名为敌人和害虫的，其中究有多少是十恶不赦的坏蛋。这些可怜的师尊、战友、亲人或邻居，随 高深难问的天心喜怒而朝生夕死，有谁不曾体会过人世的残忍。      1976年我是小城初中的学生。那一年这个国家充满了各种内涵的哭与笑，史学家后来视此为一个可以断代的年份。那个冬天，我们被组织起来去参加一个公审公 判大会－－要枪毙一个叫杨文生的反革命。在那些含糊不清的判词中，我们隐约听出，这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其罪行原来是在上面 抓了那四个人后，他依据传统演义小说的推理和经验，坚持认为这是一次宫廷政变。他不断到处演讲和张贴大字报，反对华的中央，号召 人们要继续捍卫毛，坚决反对走资派的复辟。在此之前，他还是小城著名的造反派，当然，也肯定迫害过一些基层干部。      那时的死囚还基本保留古代的形式，人被五花大绑，读完判词即被插上写有罪名的尖锐木标。我看见那削尖的木片从他后领中猛插进去时，他呲牙咧嘴显得很痛苦， 但喊不出声音来。我们一些胆大的孩子骑着自行车狂追囚车，就在城郊的田野上，他被掀了下来，踢跪在冻土上。行刑者熟练地在一米之 内对其后背开枪，他猛然仆倒，卷曲的身体挣扎了几下，便永远地安静了，枪声似乎还在山谷里泛出回响。无数男女老少都在围观，杀人 实在是像这个无聊社会的一场喜宴，死者的血正好成为大众调味的盐。有个成人去把尸体翻过来，并解开了他的衣服，我们惊奇地看见了 左胸上的弹孔还在汩汩淌血，最后的余热袅袅飘散在寒冷的大地上。      一个生命就这样打发了。在此之前，北方还有个叫着张自新的女人，死得更惨。这两个人的罪名完全一样，但罪行的内容恰好又完全相反。我们可以称张是死于她的 智慧和清醒，但杨却更像是因其愚蠢和迂执而死。问题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敢于坚持自己思想和表达的人－－不管后世如何评价其思想 的正误。他们除了思考和表达之外，并未去组织造反杀人放火。是的，他们是以言获罪的人。而言论自由，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要写进 宪法的公民权利。但同样为了这点可怜的权利，张成了悲剧英雄，杨则永远还是小丑。   五      人在这个世界偶然地经过，因为五官六欲所能感受的短暂快乐，多数时候难免贪生。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要去与别的物种争夺生命的机会和空间，这种恶基于本能，我 们常常无法去苛责－－毕竟舍身饲虎那种宗教精神是圣徒英雄的情怀。但如果轮到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之间的生存竞争时，必然要遭 逢彼此的算计、厮杀和战争，那么此中的人性底线是什么？在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些冠冕堂皇的大旗下，我们是否可以不择 手段地放纵暴力而无须去顾虑末日审判。      我拿这样的问题来衡诸个人经历、亲友往事和所谓的民族史诗时，常常深陷困惑，不知其中伦理标高应该设在哪个刻度。草民拜天地，是要学会敬畏。君子远庖厨， 是要心怀不忍。敬畏是要有所怕，不忍乃为培养爱。如果凡人皆知怕和爱，也许无须宗教，我们也可能超凡入圣了。问题是身处一个无神 论国度，当科学原教旨主义被宣扬成某种普世价值时，当革命造反起义暴动洪秀全李自成都被塑造为英雄传奇后，我们到底还怕什么？一 切世间法何能扼制本来潜在又被反复提倡的恶性。      1949年，身为小地主之子的家父，为了乱世逃生而投身于新政。他的家庭在土改中惨遭灭顶之灾，他却成为了另一个县的剿匪英雄。父亲回避往事就像一个暮年 潦倒的老叟，害怕邂逅青春钟情的恋人，但他的故事仍被我从一些幸存者的回忆中打捞出来。在那个嗜血的年代，他的出身要求他必须更 加残酷，这样才不被怀疑其忠诚。我相信在他设计诱杀那些山野悍民，和经手签令处决和他父亲一样勤劳致富的地主时，绝非出于他本意 的选择。他并不愚蠢，他不会相信他那一刻的残忍是代表正义，但他清醒地知道，他哪怕偶尔流露一点温情，一定会成为别人对他残忍的 充足借口。就像那些加入黑帮的小弟，要先去杀人表示坚定和忠诚一样－－他别无选择。      他领导的剿匪队在平定了“文沙长暴动”后，某日活捉了十几个俘虏。县里命令押解进城，他只带了两个部属。匪徒被捆绑串联在一起行动，磨蹭到夜晚他们走进了 荒无人烟的险境，极有可能被匪帮劫道。他的部下之一建议杀俘，向上级报告说匪俘逃跑被他们处决。他是头，他得承担责任，但为了自 己人的安全，他只好默许－－部属先去解开绳索，要匪俘各凭天命逃生，他们三人在月光下点杀那些四散而逃的生命，能侥幸逃出他们神 枪的大抵所剩无几。      这就是革命需要的残忍－－我们的领袖早就用一串排比句，给我们诠释过革命的准确含义－－“暴烈的行动”。我们早在孩童时代，这段怵目惊心的语录就被谱成了 流行歌曲，整个国家都响彻着它恐怖的回声。在野蛮的旋律中，孩子们优雅地挥动皮带抽打出身不好的同学，逼迫老师吃屎，打家 劫舍，虐杀着无数无辜的人们 。我这一代，估计很少有晕血的人，因为在我们的少年阶段，眼中早就充斥着淋漓的鲜血，对 许多人生惨酷，早已见惯不惊。   六      我常常想不清楚残忍究竟是基于愚昧还是源于仇恨——此中暂且排除被迫的残忍行为。除开这两种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发生原因呢？读了母亲的信后，我想起了我 女儿在更小年龄阶段时的故事－－那时我曾短暂地与之相处过一些片段时间。      大约在她一岁多时，还是一个与不熟悉的人难以和平共处的孩子。我这个过客似的父亲面对她的哭闹完全无技可施时，只好抱她到鱼缸前。果然，她很快就被那些妖 冶扭摆着的鱼所吸引而停止了哭声。她先是睁大泪眼随着无声舞蹈的鱼转动瞳仁，当鱼们累了小憩不动时，她开始伸出小手拍打鱼缸兴风 作浪，鱼们受惊又重新四处奔逃撞壁，一会才复归宁静。女儿又去拍，鱼再度狂奔，女儿终于破涕为笑，她可能意识到她竟能捉弄这些貌 似天仙的小精灵而为此得意快乐。      当这种游戏反复多次失去新奇时，她开始表示进一步的要求，指挥我把她抱到更近的位置，她竟然伸手到鱼缸去直接捕捉那些穷途末路的鱼。她似乎充分相信这些弱 小的动物不会使之受伤，她有些肆无忌惮。假设是蝎子蜈蚣呢－－是什么经验使得一个孩子本能地区别这种捉弄的安全和危险呢？【人的 天赋中是否具备从形体的美丑来鉴别安危和喜恶的能力？】鱼的反抗挣扎是徒劳的，她如愿逮到了一条小鱼，鱼惊恐的扭动又使她略感害 怕地把鱼扔到了地上，鱼像一个机器玩具般蹦达了几下就躺着不动了，她开始咯咯大笑。      从这一连串的动作中，我看出女儿如我一样是喜欢鱼的——一种毫无根由的喜爱。但这种爱的体现方式则是折磨对方——一种小小的残忍的开始。我们在成年人的恋 情里，司空见惯了这样一类因爱而起的折磨，以及发展到极致后的残忍。正如米兰昆德拉小说中所说－－他们相爱，但他们彼此置对方于 地狱。这种因喜欢或者爱而诞生的残忍确实难以思议，然而却遍布于我们生活周围，我姑且称之为“抒情式的残忍”。   七      “整风”这个词语的诞生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消亡，大约也只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但是，这个看上去似乎并不严酷的语词，确曾经久地肆虐过我们民族的心灵，以 致于在今天还能依稀窥见那些残留的阴影。      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是从小学开始，就被这个词语恐吓和绑架了。那时我还并不清楚它的来历，不知道它产自延安，曾经令我们的老一辈革命者闻之色变甚至肝脑涂 地。但当它又频繁地侵入我们的童年领空时，我至今依然想起就心有余悸。      我不清楚这个国家的教育设计者，为何要把这种成年人的政党斗争残忍方式，引入到少不更事的孩子中去。我只知道童年的我，每个学期必将要提心吊胆面对的一次 运动就是整风。而所谓对学生的整风，不过就是采取同样威吓利诱的手段，让一群天性纯良的儿童，学会怎样背靠背互相揭发。虽然今天 看来那些检举的内容都十分荒唐可笑，但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却播下了人性恶的种子。当你看见一个你曾经信任的孩子，突然翻脸站出 来大义灭亲似的举报你们一起所做过的顽皮之事时，你无法不觉得世事和人心的险恶。随背叛和揭发一起接踵而至的还有批判和哄笑，每 一个孩子都要在这样的互相撕咬和报复之中颜面丢尽，人的最初的尊严和诚信轰然崩溃，代之以成人般的狡诈和以邻为壑。      我迄今依旧记得我初中的一位女同学，美丽温婉，有着一根粗黑的麻花辫。也许仅仅因为父母来自于省城，而比我们在心灵和情感上早熟了几天。在一次整风运动 中，她被她的闺中密友――我们另一个女同学告发，说她亲口说过她喜欢看某个男生的水汪汪的眼睛，还时常梦见那个男生。      那个女生大义凛然的检举，换来了我们所有同学的哄堂大笑。我看见这位清纯的女同学在瞬间的惊愕之后，突然恍若雷击般面色苍白，又瞬间血脉贲张面红耳赤，埋 首于桌子下嚎啕大哭起来。她的哭声仿佛一个被捉奸的嫠妇般苍凉绝望，令也在开始懵懂暗恋的我辈少年寒彻骨肉。一个十三岁的少女就 这样在心灵刻下了耻辱的红字，她再也无法在这个学校生存下去，她的家人只好让她退学，寄养到武汉的亲戚家去，以后早早地结婚，成 了一个卖早点的主妇。美丽红颜和单纯青春皆过早褪去，谁敢再寄望于童真的友谊？      背叛、告发、出卖甚至故意互设陷阱，这是我从童年开始就要防不胜防的世道。是怎样的祖国才要她的孩子，在本该 稚嫩的年代，便要学习如此残忍的生存。我在今日之社会犹能时时处处感到的不安和危机，其实多数都是早在孩提时就被教育形成的 阴谋和险恶。   八      我的记忆在穿越1976年之前的时光隧道时，总是弥漫着挥之不去的血腥。      记得八岁左右的我，在经过汪营区公所的黄昏庭院时，突然看见几个镇民将一个农民反剪双手，背吊在一棵梨树上。那时梨花初放，空气香软，而这个农民的惨叫却 响彻云霄。捆绑他的绳索越过树枝牵扯在另一个男人的手上，那些人每吼一声“你还不说”，就把绳子拉一次，农民的脚离地便高一分， 反吊的手臂的撕裂之痛便要加剧一分。      那个农民完全悬挂在花丛之中，他汗如雨下，面色惨白如梨花，他痛苦挣扎的颤抖哀求摇落了一地芳馨、、、、、、我怔怔地呆望着这一画面，至今也无法理喻那需 要怎样残忍的力量，才能够将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反绑着拉向高空。      当我成为一个警察之后 ，一个老警察津津乐道地告诫我――这样的反绑悬吊审讯，一般不能超过半个小时， 否则嫌犯的手臂就会终身残废。我面对他善意的预告毛骨悚然，我再次想起我童年的记忆，想起若干年来人类总结得来的这些经验，内心 暗自寒战不已。      但是这样的刑讯真的结束了吗？1988年在特区的某个派出所，我再次因为协助办案而不得不面对又一类似场景。那个很有经验的所长，用一副生铁打就的 “土拷”，将一个嫌犯以“苏秦背剑”的方式挂了起来――一只手从肩向下，另一只自腰背向上，强行串联在一起。嫌犯被罚跪在地上， 所长让我监视。初入道的我难以干预，只能眼看着那个嫌犯即将晕厥，再去喊所长来松拷，然后再将他双手换一个方位继续挂上。      我并非一个天性残忍的人，我何以也能面对这样的事件，虽然心有恻隐，但却熟视无睹呢？在以后我也沦为囚徒之时，我常常对此反省，我发现了我们打小所接受的 残酷训练，已经将心灵磨出了一层老茧。这种无情的厚茧，正在逐日蒙蔽我们的天良，使我们对人类的痛楚渐趋麻木 。      另一方面，我们内心的怯懦大于残存的悲悯，我们没有勇气和能力去改变那些习以为常的制度。在面对刑讯的哀号之 时，我不敢去制止，是对其时我身上的制服的屈服 。一件衣服约定俗成地遮蔽了我的良知，它短暂地使我认同了它的法力。 于是，当某天另一个穿着同样制服的曾经的同行，将电警棍击向我的脑门时，我自然无话可说 ――我和他同样没有私仇， 只是类似的教育驱使他以我为寇仇。      那个隐身在无数残忍背后的教主又是谁呢？是纪传体史书中那些代代相传的酷吏吗？还是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之中天生包含这样一种残忍的毒素？   九      我们这一代人所接受的启蒙教育，基本是从恨开始的。师长们给我们虚构了一个“万恶”的旧社会，让大家天天悲愤地控诉着歌唱――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 能泪淋淋。然后现在我们要夺过鞭子抽敌人，于是少年的暴烈和残忍就这样被引燃，最后必将蔓延到整个社会，以致于污染世道人心直至 今天。      当收容站的管理者可以唆使那些被强掳而来的平民互虐致死，当街头城管人员可以肆意追打小贩甚至打死拍照的路人，当士兵可以毫不顾虑地开枪射杀学生而没有罪恶感 、、、、、、 这样无视人的天良的种种恶行，难道不是整个社会的教育方向所致吗？      今天，当我还能在网上大量地看见那些仇日和攻台的愤青，天天嚷着要奸杀和核武摧毁他们心中的所谓敌人和汉奸时，我的内心充满悲凉。这些孩子早已不知道文 革，甚至不知道1989，他们似乎并未受过我们当初那种野蛮教育，可是他们这样的残忍心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假设一代恶的政府 真的从他们之中产生和拥戴出来，那这个国家真不知道还要给这个世界和人类，增添多少匪夷所思的罪孽。      很显然，某种残忍教育的体系，还一直在我们这个社会暗中流传。酷吏和暴民愈演愈烈，人性在根上衍生出恶的花朵。人 与人之间学会恨和残忍是如此容易，而传播爱竟然是这样艰难。 每每想到这样一些恐怖的前景之时，我就感到此夜的宁静竟 是危如累卵；在我所看不透的夜幕之下，这整个都市的片刻贪欢，竟是那样令我不寒而栗。

王文: 我最想对自由派说什么：环球网的在线访谈 (2011-04-25 16:11:50)

环球网的访谈 2011年4月25日星期一下午1：30－3：30   提问： 王先生你好，我有两个问题。 1、中国一直存在左右派之争，且因时期不同，表现形式各异，你能不能就当下左右派的特点给个相对明确的 区别？ 2、无论左右哪派，其目的基本趋同。请问王先生，你对现在的政治体制有什么看法？而在今后几年内，就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的矛 盾点有什么见地。 王文的回答： 第一问题：你说得很对，左右两派不同时期，表现形式也不一样，不能精确地划分，但如果要大致区分地做，可以模糊地这样讲：全力支 持中国当下各类政策及发展方针的，可以视为是“极左”，而全盘反对与否定当下发展路线，主张西化的通常被视为“极右”。当然，这 两类人在中国都是少数，更多的其实都是 “中左”或“中右”。换句话说，即使再支持当下中国政府的，其实多数也有批判现存弊端和缺陷的精神；即使再认为中国发展存在崩溃征兆，非得引进西方那一套 的人，也承认中国多少还有可取之处。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不好极端”的民族个性。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些微观问题上区分左右。比如，“是否承认西方说的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是否认为不应该、或不存在中国模 式，尤其是政治体制上的中国道路”，“是否认为市场可以完全调节一切”，等等。答“是”的，可以视为“右”；答“否”的，可以视 为“左”。当然，我必须要强调的是，左右之分不能是两分法，就像上述问题用一个“是”或“否”来回答，都会走向极端一样，左右之 分在当下中国是非常复杂的。我只是给出一个相对简化的描述而已。 第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我宁愿相信，左右两派都是为了中国未来更加繁荣与富强，只是他们认为的路径不一样。但现在，就是因为双 方所持观点大相径庭，导致了相互间都怀疑对方有可能会搞乱中国。尤其是右派，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们以“反左”为目标， （因为中国大陆长期为“左倾”思潮所垄断），从美国引进的“自由”、“民主”等口号，并以“自由派”自居。他们在批判当下中国发 展状况时，过于崇拜西方那一套东西，又常常得到外界尤其是西方的一些非政府组织甚至政府机构的支持甚至资助，所以，“右派”或者 说是“自由派”常常被攻击为“卖国”、“汉奸”。久而久之，“右派”的一套变得更值得爱国人士的怀疑。 对此，“右派”人士只能反击，认为“左派”是捍卫极权体制，无视当前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事实上，这是对“自由派”对左翼的抹 黑。当下体制不能算极权体制 ，事实上是分权体制，“批判当下”也不是自由派的专利，左翼人士也在批判当下，甚至一 些极左的人士认为，当前的中国非常糟糕，应该回到毛泽东时代。这两种极端派我都不太赞同。 对于政治体制，我在“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时代”、“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坏人”的两篇文章中都有叙述。简单地讲，中国需要改革，但 改革需要循序渐进，激进的主张在中国行不通。关于中国政治体制与市场矛盾，我认为这并不构成当下中国问题的核心，任何体制与市场 都有矛盾。从某种意义上看，两者的矛盾在美国更大，即美国的政治体制无法掌控市场“恶”的一面，以至发生了1929、2008年 两次百年来最大的世界金融危机。 我在微博“王文的感悟”上也说过一些支言片语，那就是，不能什么都归到“政治体制”上去。事实上，我一直坚信，对于中国悠久的历 史传统、复杂的文化性格、众多的人口分布，当下的中国政治体制对于中国治理来说，应该是“最不坏的” 。当然，我们 需要变得更好，当前社会的各种弊端与缺陷太多了，解决这些需要完善当下的体制，而不是颠覆。 在这方面，我们建议应该向美国学习。美国过去的200年，出现了那么大环境污染、内战、种族冲突、经济危机、总统被刺、人权恶 化、犯罪率上升、恐怖主义、外敌入侵，等等，但美国人始终坚信，他们的政治体制是对的，然后一直走到现在，尽管还有许多缺陷，但 他们的坚定值得我们学习。   提问： 大多数人都会混，也都混过。混不影响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混也是一种生活技巧，个别二杆子例外。混只是一种手 段，不是目的，混好了才能干。该混就混，该干就干。只混不干，那就是个“混混儿” 。 王文的回答： 年轻时常用“混”这一个词。慢慢年长了，就知道，“混”只是一种自谦的生活状态，我相信，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小宇宙，让自己过 上比“混”都要好得多的日子。   提问： 今天北京下雨，没有瓶子捡，偶就要饿肚皮，这就是事实，就是真理。 王文的回答： 如果你真是捡瓶子，我建议，那就应该再系统化地理一下思路，想想哪里瓶子最多，比如饭馆、游乐场，和他们建立连锁关系，把“瓶子 事业”做大！ 提问： 笑谈而已，谁都有混得不好的时候，想当年，“总设计师”混的还不如咱现在呢，怎么样？混好 王文的回答： 我好象记得有一位成功人士说过，伟大都是熬出来的 。与你分享，与朋友们共勉。   提问： 撇开别的什么都不用说，就一个问题，那么多中国人想移民他国，原因何在？ 王文的回答： 我们在《环球时报》4月23日社评“富人的安全感，被忽略的难题”一文，可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其中一段写道：“解决 富人和财富一起外流的问题很复杂，对富人的批评不全是“民粹”，让舆论过多克制未必是现实的。其实富人有必要提高对批评的承受能 力，把带有对抗性的舆论监督看成是正常的，其实全社会都在提高这样的适应力。应看到即使是民粹主义，也没有影响国家这些年对私有 财产的总体政策逐渐趋于稳定，富人被剥夺在中国正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 。 当然，无论富人还是普通人，让大家对未来有信心，从根本上说，是要让大家都相信，中国不会发生社会大动荡，不会出现新的“革 命”，中国的各种问题会在法治框架内逐渐得到有序解决。”   提问： 我想請王文朋友闡明：A.當下，什么是自由派？什么是极权派？如何定义？B.自由派与极权派的对立观点是什 么？如何看待？C.在这两派之间还有什么派？你自认属于什么派？ 你对当今社会发展的主要观点是什么？还有一个很重 要的问题：评价所有社会思想派别正确与错误的客观标准是什么？ 王文的回答： 关于A与B的回答、自由派与极权派的定义，其实有点顾名思义的感觉，一看字面意思就能明白。这些词组在百度上有很好的解释，你可 以搜一下，会比我解释的更快。我还可以推荐两本书，关于自由派，你可以看罗尔斯的《政治的自由主义》；关于极权派，你可以看阿伦 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 。 但我想，你想问不是这些，我猜你是想问中国的自由派和极权派。我在“中国到底处在怎样的时代”已经说过，中国现在是分权， 权力分割得很厉害 ，所以很少有人真正称得上是极权派。所谓“极权派”一词只不过是一些所谓“自由派”人士对不同意他 们看法的人的一种抹黑。 当前中国“自由派”主要还是以反对或否认当下中国的体制为主要理念诉求。在政治上，他们主要认为，中国不民主，不自由，离西方尤 其是美国那样的政治环境差远了；在经济上，他们认为，中国不是市场经济，由寡头与权贵控制；在社会问题上，他们认为现在中国民不 聊生，社会越来越糟糕，等等。 必须承认，这些主张对于促进当下社会有一定的存在意义。但问题在于自由派在分层，使得两派之争有点变味了，甚至有点相互谩骂的味 道。 大陆的自由派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真正的“自由派”。他们潜心于书斋，有系统的理论基础，对中国现实的批判有时候非常犀利，对西方自由主义的阐述也很透彻，比 如崔卫平 教授，对哈维尔理论研究多年；再比如，应该是属于我的师叔辈的秦晖 教授，对中国农村问题有 很深的研究；再比如，陈志武 教授，多年在美国研究金融，对中国经济与市场的政府调控也多有批判。这个层次的自由派 愿意与人讨论沟通，虽然不一定会同意你的看法，他们广泛活跃于高校、媒体以及一些企业界，对不少人有一定的思想影响。 二是伪“自由派”，或者说是“伪装的自由派”。我在“中国社会不能分裂”一文中曾经谈过这些。这些人其实是社会活动家，他们善于 把自己打扮成“弱者”、“受害者”，进而将中国描述得不堪入目 。“自由”、“民主”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谋利或者 提高自己身价的旗号。他们对不同意见者是打压，其实是以一种专制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者。他们甚至宣称，一旦他们掌权，就 会搞清洗 。这些人非常危险，是典型的骑墙派，是阴谋主义者。 三是“自由派”跟班，或者说用微博上说的话，是“自由派”的“僵尸粉”。他们对社会有抱怨，对身边的事情不满，而这些情绪与“自 由派”对当代中国体制的批判刚好是吻合的、合流的。于是，他们也被“自由派”所迷惑，成了网络叫骂的“水军”主要组成部分。 C、严格地说，“自由派”的对立面是“保守派”，两者之间的属于“中间派”。在美国，自称“自由派”的人士大概不到25%，“保 守派”的居多，大概能差不多到40%，其余就是“中间派”。 评价所有社会思想派别正确与错误的客观标准是什么？我觉得还是那个成语：“实事求是”。环球时报社评有过一篇““实事求是”需要 一场启蒙运动”，推荐你看。http://news.21cn.com/today/topic/2011/03/29 /8203697.shtml　 提问： 王文朋友：不少網友認為，經過對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反思，涌动着【中国向何处去】的质疑和批判，社會形成一个 回归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的左翼思想运动---您对这个问题了解多少？应该怎么看？ 王文的回答： 这里的“左翼思想运动”其实不能完全套西方国家的名词。在英国，左翼思想的代表如霍布斯鲍姆、佩里·安德森等；在美国，则有沃勒 斯坦等。在中国，其实不能完全套。我理解你的意思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界更多的是拥有自信，开始赶超西方中心主义。在这方面，越 来越多人开始研究中国模式，这是一种好事。比如，汪晖、张维为、房宁、潘维、王昭光、崔之元、郑永年、李希光 ，等 等。他们中的不少都是我的“忘年交”，我受他们的思想影响也很大。最近张维为 教授的《中国震撼》 一 书出版，非常不错，有幸其中的一半左右文章都是我编辑的，有幸成为第一读者。我建议你可以读一读。   提问: 中国改革缺的什么？我认为改革派需要的是反思，应该反思这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中一些经验和教训而不是一味沾沾 自喜。 王文的回答： 中国改革其实缺很多，但在我看来，缺得最多的是务实精神。这在环球时报的很多文章中都曾提及。现在大多数人都很浮躁，连那些批判 中国改革的人都也很浮躁，而一些所谓的“改革派”也很浮躁，喜欢唱高调，提高人们的心理预期，这样也不好。在这方面，我强调推荐 汪晖先生的书，比如《去政治化的政治》 。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影响思想者的思想者。 提问: 请问王文先生，你在文中阐述你认为自由派的对立面不是极权派，那你认为是什么？ 王文的回答： 从学理上说，自由派的对立面应该是保守派。我在前面也回答了，向你推荐一篇文章，甘阳写的《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 ， 上网搜搜，看了你就会更明白了。   提问： 不好意思，我的问题是，什么才算自由派 ？ 王文的回答： 这个问题我上面已经回答了。简化地讲，就是主张“经济自由”、“政治民主”的知识分子 。但现在问题的复杂性在于， 要怎样程度的“自由”，要什么样形式的“民主”，这个存在巨大的分歧。 现在中国“自由派”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于，除了我在《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一文中讲的“私德”除外，还有一个大弊端，就是他们想将 “自由”、“民主”垄断化、狭隘化。换句话说，只有他们讲的才是“民主”和“自由”，或者说，只有他们才是爱“自由”与“民主” 的，但他们讲的那一些无非是西方式的尤其是美国式的那一套，比如，必须三权分立 、必须搞普选 ，必须 搞两党制 ，等等。这些看上去很美，但一到中国现实，就会变得很残酷，甚至行不通。而且，即使是他们说的那一套，还 原到美国的身上，也不是那么完美，也存在很多问题，有的甚至比中国的问题更多。所以，不赞同这些“自由派”主张的人，就努力地寻 找中国自己的道路，就像当年美国人寻求有别于英国的道路一样。事实上，过去的30多年，这种探讨是成功的，有效的。 但“自由派”就开始不满了，一些学理上的“自由派”开始进一步理论阐述，再次进行现实批判，这种方式我是支持的，大家争论，真理 越讨论越明白，而且中国现实的确太需要有针对性的、建设性的、真诚的批判了；然而，另一方面，一些“伪自由主义”者开始大加笔 伐，开始谩骂、造谣、诬陷不同意他们的人，其实还是想打造自己“好人”、“有勇气的人”的形象，把那些不同意他们的人视为“坏 人”。 这些人的行为，为那些“自由派”跟随者带了很坏的头，那些跟随者以为，他们的“自由派”精英都这样了，当然自己也可以乱加辱骂， 甚至还以“对于坏人，就应该骂”为理由，这成了网络语言文化日趋垃圾化的重要原因。所以，这段时间我批判“自由派”，一个直接的 目的就是让他们带好头，起到一个表率作用。这样他们的批判才更有现实价值、建设意义。   提问： 當下，什么是自由派？什么是极权派？如何定义？ B.自由派与极权派的对立观点是什 ...这些话抓住了根本啊，讲观点，就要有证据和论据，称之为派，就要有思想理论和诉求，哪磨，这些派的立论根基在那里呢? 王文的回答： 这个问题有点大，有点学理，不适合于网上在线访谈。但我想，任何派的立论根基就是现实，而中国的现实又是由横纵两个方面来思考。 横向地思考，中国是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国际环境下生存，必须要考虑中国在一个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下生存所拥有的条件；纵向地思考，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历史以及近200年的受侵略史，必须要考虑中国的传统脉络与现实关系存在。   提问： 在假话盛行的今天，祝你升官发财！ 王文的回答： 这位朋友一定是不了解我。如果我想当官，大学毕业时就可以有比绝大多数同龄都更好的条件。你前半句有一些道理，现在的真话越来越 少，所以，我少时从事了一些商业、政治以及学术工作后，再过来从事媒体，就是为了让这个世界的真话能够多一些，能够更包容一些。   提问： 中国的文化阵地成了大问题了：你不向外输出中国文化，自然就会受到各种思潮冲击。过去敲开大门曾经用了洋枪 洋炮加上鸦片，今天看来似乎不太需要了。。。。。。 王文的回答： 你只说对了一半，中国的确受到各种思潮冲击。但中国不能回到过去，闭门锁国，相反，中国应该用“拿来主义”，去伪存真，去粗取 精。 提问： 对于中国人来讲，国家是最重要的，国家乱了要自由又有什么用 ，自由只是相对的自由 王文的回答： 这位朋友与我一样，都是国家主义者 。我相信，当前这个时代，国家对个人的安全依然是最重要的、最后的、平时却感觉 不到的屏障。看看现在的利比亚、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就会知道了，国家有多么重要。 即便在美国，这个相对自由也是被反复提起。其实就是一种“有秩序的自由”。在此，我向你推荐一本书，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 长安尼－玛丽·斯劳特教授写的《这才是美国》 。此书讲得最多的是“有秩序的自由”，只有那样，“美国才是美国”。 三年前她完成了这本书后，震动全美政界。2008年时我在美国，大家都传，如果麦凯恩当选，安尼一定是一位国务卿。2008年 初，我听过她的一场讲座，还向她提过一个问题，她听完后非常感兴趣，还下来与我探讨。这个教授非常有气质、也是一个标致的中年 “美女”，呵呵。后来，麦凯恩败了，但奥巴马惜才，毅然把她招到了麾下，现任美国国务院政研司司长，以后一定还会有重用。我建议 你再读一读她的著作，看看美国思想者心中的“国家主义”是怎样的，与咱们想的很相似 。   提问： 您认为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呢？ 王文的回答： 这个我在前面不少地方都提及。缺很多，比如，私德、垄断“民主与自由”、包容、民族自信 ，等等。因为太多，我不能 展开讲了。   提问： 为什么说中国的民主现在处在一个较为低级的层次？ 王文的回答： 因为中国现代国家之路只有60年 ，而民主社会都已发展了300多年。这个问题在我“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坏人”中提 及，请指正。   提问： 你有没有设想过中国未来的民主形式会是怎么样的？会不会是西方那样？ 王文的回答： 我想过，一定比当前的西方制度很复杂、更有效 ，毕竟中国要治理13亿人，但一定不会是西方那样的 。中 国民主化道路是对“政治学理论”的一次创新，正如中国经济发展也是对“经济学理论”的一次创新一样。 谁研究透中国， 谁就是21世纪的理论大师。   提问： 前不久温总理提到了企业要有“道德的血液”，有舆论纷纷指出重塑道德，领导、官员要先行，你是否认同这种说 法？ 王文的回答： 我赞同每个人都必须讲道德。讲道德是全民的事情，没有谁先讲，谁后讲。领导官员要讲，自由派要讲，每个人也要讲。讲道德是讲给自 己看的，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别人不讲道德，不应成为自己不讲道德的理由与借口。讲道德是对自己良知的一种回应。我始终相信，任 何不道德与道德的行为，都会受到相应的回应。   提问： 从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各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当中，总会伴随着腐败、犯罪、诈骗等等各种社会乱象。 你认为中国是否也出现了这些问题，如果少一些现代化进程中的阵痛呢？ 王文的回答： 当然，这些问题比当代欧美国家都要严重得多。但是，比当初欧美国家走到中国当下的发展阶段时要好得多。换句话说，当下中国现代化 的发展阶段相当于上世纪20年代前后西方的阶段，但比当初西方表现得要好 。而且解决这些阵痛的时间，中国一定必须 比西方要更快。 提问： 现在在互连网上特别是微博上，对政府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批评意见很多，是否可以据此认为，“自由派”在舆论市场 上占到了大多数？ 王文的回答： 这个不一定。网络民意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沉默大多数”是不发言的。网络民意不一定代表民意。关于微博，我赞同沈逸的判 断，“微博未必是个好东西”，非常理性和有深度的文章，推荐一下。   提问： 最近新闻报道刚刚进行了江苏进行了省级干部的选举，请问你认为这件事在中国民主发展上有何意义？ 王文的回答： 每一件民主意味的事在中国都有意义。民主就是积硅步而成千里。中国民主化正在这么做。   提问： 你认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是那个派占主流？是左派还是右派？ 王文的回答： 我觉得，从人数上看，任何大国都有一个保守化的趋势，“自由派”，即你所说的右派，这些年在中国衰弱是很明显的 。 一是他们基本上退出决策圈，他们不了解政策形成的艰辛与妥协的过程，因此他们的批判有一些不着边际。有时被决策圈里的人笑 话 。 当然，我这么一说，可能会被“自由派”说成是“被打压”，但我宁可相信，这是中国发展自然选择与相互建构的结果。二是“自由派” 在高校内也不是主流，尽管他们中有许多优秀的学者。但另一方面，“自由派”在舆论场上却有优势。诚如我前面所说，他们的主张与许 多人的抱怨发生共振，而且他们标榜的“自由”口号也有迷惑性，这样，舆论场上他们显得声势很浩大。   提问： 我觉得自由派是缺了权力，你觉得呢？ 王文的回答： 窃以为，得到所谓的权力是一个政治竞争的过程。权力不是天上赐的，而是政治选择的结果。自由派想要得到权力，就要做得更好 一些才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 提问： 我想说的是中国的民主不是太落后了，而是太超前了，民主政治需要民主教育的土壤，最起码投票者要有辨别选举 人的能力，和他的时政纲领能不能为自身带来收益，也就是说投票人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否则民主政治或者民主选举只能是一场闹 剧，就像村官选举用钱买一样 王文的回答： 关于民主的土壤，我推荐王绍光的《民主四讲》 。   提问： 自由派为何一旦谈及历史问题，就往往以一个极为片面的形式去思索，而当我把整个历史展现出来，得到的却是极 为蛮横和低俗的咒骂？我感到非常不理解！我和王文先生一样，至少我希望能够从讨论的角度去关心和研究历史与现在，可是为什么每次 都是得到如此粗鲁的回应？ 王文的回答： 这正是我《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所要批判的内容。   提问： 感謝王文朋友在28、29、33樓的回覆。 再提幾個問題： 一是我們如何正確看待我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后，今天的社會矛盾和出現的問題，尤其是背後的原因是什麽？ 二是我國當前的總體政治形勢應該如何估價？國際地位以及國際戰略應該如何評價？ 三是在亞洲的中日關係該如何定位？在國際上的中美關係該如何定位？毛澤東同志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還有沒有指導意義？ 王文的回答： 哈，你的问题太大了。我一时都不知道从何说起。今天时间有限，有时间请关注我微博“王文的感悟” 提问： 王文先生你好。近来年一直在《环球时报》上读到您的社论，大概有两年了。我认为你是一个阅读甚广，对世界， 对社会有一定思考深度的人，但你的社论有时似乎总是有欲言又止，不够畅快之感。感觉有一点遗憾。我有两个问题： 1）福山《历史的终结》 中提到，自由是人们发自内心所追求的价值。所以中国的自由派，不论他们缺少什么，似乎总能 够占据道德上的制高点。而中国虽然经济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与成就，但目前社会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这也为自由派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 责难在大众心理上提供了土壤。 我要申明的是，我是一名国家主义者 。但是眼看当下中国千千万万的个人，做了发展的祭品，仍然心有不忍。请问作为一 名报人，您如何在自己内心对自由理念的追求与现实中取得平衡。您今天最想对自由派说的话是什么？ 2)大约一年多前，我曾在《联合早报》 上读到过您的一篇文章。提到您在美国考察美国大选的一些情况，文中您 对自己的定位是中国精英 。我想问的是，您认为中国精英与中国自由派之间的分野是什么？ 王文的回答： 非常感谢你的关注。被人肯定是一种幸福。关于你的问题，我在三篇与野夫争论的文章都提到了。请关注我的新浪和环球博客 “国际那些事儿”的一些文章。现在只能是一步步来，就像和与野夫的短信中也是这么写的“时事复杂，常感无奈无助。只能尽己 本分，做好当下之事 。”我最想对自由派说的话呢？以前我在微博“王文的感悟”中也说过： 一是我不同意的看法，但我捍卫你们说话的权利，所以决不删贴 ，那些贴将成为所有事实的见 证。 二是只有包容才能让你们的理念被越来越多人接受，才能被现实所接受。 三是讲真话，讲有针对性的真话与实话，而不要哗众取宠。 第二个问题其实有一些偏差。就是自由派也有一些精英，而且不少都是精英，他们广泛地存在于各个阶层与职业，只是人数并不占多数。 我再次强调，中国社会是需要自由派的，只是他们的作用并没有他们想像得那么大而已。 时间到了，我要感谢各位环球网的网友。你们的问题让我耐心地坐在电脑前两个多小时，一刻不离开座位，打下了以上的文字。 希 望这样平和的交流与沟通越来越多。再见，再次感谢。

来源:各人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