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扎特:中国政府何必丑化伊斯兰世界的民主进程咧

公信力就如同媒体的生命力，没有公信力的媒体最终会走向倒闭,如新华社,如环球时报,如华龙网,如人民日报,如光明日报,如大公报,如CCTV,如求是杂志

阿拉伯人对中国媒体的十万个为什么 作者: 伊扎特 | 2011年04月15日 17:47 本文地址: http://yizhate.blshe.com/post/534/668306 　 提笔写这篇小文，我很犹豫，之前也很多次写到中国媒体，但我认为还有更多的问题比这更值得我和大家在这里交流讨论，但是今天我不 得不再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谈，欢迎大家拍砖交流。 当前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我更愿意把它称为变革，因为对社会本质的改变要远远重要于革命本身——完全可以被看作是阿拉伯现 代化进程中的“一千零一场革命”。在这场波及到所有街道，动员了老少妇孺的历史性运动中，阿拉伯人得到了正义的支持，却被 中国媒体误读了 。 阿拉伯革命作为一起全方位多层面的变革，本身就是最具价值的新闻。而现在，伴随着阿拉伯革命的发展，中国媒体的报道方式也 成为了各国媒体和网民的焦点 。一家外国媒体刊登的《中国媒体的鸵鸟政策》 一文就指出，大部分中国媒体 的报道集中在实际的冲突以及西方是如何“攻击”利比亚的。与之相比，对于卡扎菲的政权是如何分裂的，利比亚长期以来的政治现状以 及为什么如此多的民众对统治者不满等这些利比亚本身面临的政治问题的分析却寥寥无几。 每一次看中国媒体对于阿拉伯革命的报道，我感觉我的血压会升高，我的肾上腺素会分泌加速 。同事建议我减少阅读中国 报纸的频率，“总看这个对身体没好处”，然而玩笑归玩笑，我没有办法改变。看中国报纸已经成为我每天必做的事情，明知有害却叫我 欲罢不能，就像抽烟和喝咖啡一样，成了积重难返的“坏习惯”。当然，这种“害”不是说中国媒体本身，而是他们看待阿拉伯问 题的立场对民意的一种刻意误导 。 我不理解一家媒体花那么多钱做那么周密的准备派自己的记者到危险的利比亚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这个记者每天对着卡扎菲的电视台为国 内做同传，那这种新闻在北京不能做吗？这不是在浪费金钱吗？中国记者在连线中不断强调大部分利比亚人都支持卡扎菲 ， 难道那些整日聚集在广场和街道上的反对派们都是天外飞仙（或者中国媒体也像卡扎菲一样，认为这些示威者是“老鼠”）？中国媒体告 诉我们卡扎菲的部队如何如何将反对派击溃接连收复失地，却不告诉我们替卡扎菲杀掉他的人民的有几万杀人不眨眼的外国雇佣军 ； 它们告诉我们利比亚人都享有免费的医疗保险，却不告诉我们卡扎菲在长达42年的统治时间里在利比亚建了多少所医院；告诉我们的黎 波里的人民对卡扎菲上校感恩戴德，却不提在这个每天出口160万桶全世界最昂贵的石油的国家，600万平民每人能分上几杯羹。所 谓大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民众国，无非只是张空头支票。 另外，之所以大多数阿拉伯人接受了多国部队对利比亚的空袭，无非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是希望借助多国部队的军事干预给代表阿 拉伯民意的利比亚反对派留下最后一条活路 。然而中国媒体误解了，轰炸开始之后，原本不关注阿拉伯革命的中国媒体瞬间 亢奋起来，俨然成为一个坚定地反霸权主义斗士 。对于“1973号决议”的断章取义，对于破坏停火协议的双重标准， 对于外国雇佣军的缄默不语，对于空袭原因的刻意误读，让懂得综合各种信源了解真相的中国观众很快就意识到了中国媒体的立场与口径 ——只强调西方空袭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鲜少报道卡扎菲对人民凶残横暴的镇压和屠杀。 我注意到一位中国记者把卡扎菲和萨达姆作比较，我个人认为这两个人是没有可比性的。萨达姆下台近10年，他的幕僚如今或早已毙命 或身陷囹圄，却很少有人对他提出批评。而如今卡扎菲的官员我们几乎一个也见不到了，不是临阵倒戈就是被卡扎菲扣押，能跑的都跑 了，就连卡扎菲最值得信任的外长穆萨·库萨也转道突尼斯向英国投诚。中国媒体或许不知道它们的故意失误已经被网友发现，在 CCTV援引利比亚电视台的报道称利比亚前内政部长尤尼斯没有叛逃（利比亚电视台当时播放了几年前尤尼斯与卡扎菲在一起的画面造 假）之后不久，尤尼斯就出现在半岛电视台辟谣，表示自己已经加入反对派阵营，然而后者没有进入到那些中国主流电视台的新闻，这样 的事例不胜枚举。 中国的学术界和媒体常常夸大所谓革命领袖的作用，卡扎菲也就光荣地成为了“被受益者”之一，甚至有人把卡扎菲的《绿皮书》 同中国的红宝书相比。 然而如果你足够了解阿拉伯社会，你一定会做出相反的结论，《绿皮书》早就成了利比亚，甚至阿拉 伯世界的一个大笑话。卡扎菲在书中的言论不但与他实际的执政方式不同，还经常自相矛盾令人费解。谁都不知道卡扎菲为了将这不呕心 沥血的著作翻译成全世界各种语言——包括一些我们根本就没听说过的语言——这一工程花费了多少钱。这本书中国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出版过这本书的中文版，我在这里不再多提，大家可以自己查阅。特别是他关于男女有别的言论，我敢保证，这些言论给你们带来的快 乐不亚于时下最流行的段子。 按照我的理解，全面报道一个事件是媒体的责任和义务。媒体应该所见所知即所报，不管这些信息是否符合你的价值观。 利 比亚电视台可以作为一个信源，通过它你可以了解的黎波里和卡扎菲阵营的情况，但这绝不是唯一的信源，班加西的反对派也是人，他们 也是这场冲突的重要当事人。而我所看到的事实是，中国媒体的记者每天活跃在的黎波里的宾馆和大街小巷，跟着卡扎菲的手下到他们安 排的街道、医院、学校参观采访，他们的LOGO时常出现在手持卡扎菲画像喊着口号的的黎波里大妈面前，而在反对派大本营重要的发 布会上，你很难看到他们的身影。 信源与信宿，或者说媒体与受众是以信息为纽带联结在一起的，因此信息的可靠性和客观性就成为了衡量媒体公信力的标准。媒体不是教 师爷，它只是一个行业，一个承担着信息传播义务的行业。然而，每每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中国公共媒体在第四权力上所发挥的作用远远 逊于网络和自媒体，那些懂得获得多种信源并将它们解构吸收的受众，它们会同时通过网络来了解利比亚的局势。有些敢于挑战官方媒体 权威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他们所传播的信息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比如老榕，据我所知，在这次阿拉伯革命中，十 七万中国网民通过他的榕通社 观看了即时的网络直播，一些中国人已经不再满足于从单一的信源获取信息，这直接导致的 结果是中国人在利比亚战争中的立场再也不像从前的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那样统一了。这一方面归功于网络的发展，另一方面我 们也不得不反思中国媒体不断沦丧的公信力 。 中国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按道理来说，中国媒体理应在国际舞台上具有与之等同的地位和影响。但遗憾的是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 声音并不存在，我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就是中国媒体缺乏自身的公信力 。在国外，公信力就如同媒体的生命 力，没有公信力的媒体最终会走向倒闭 ，当然中国媒体就不会有这样的担忧。据我了解，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了450 亿人民币推动中国的主要媒体向国际扩张的方案，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但问题是，这些媒体在 国内得不到信任，怎么能在国际上受到尊重？ 埃及、也门等国的官方媒体已经成为了鲜活的例子，正是由于它们的内容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因此这些媒体也间接地为独裁者的下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埃及 革命期间，埃及电视台为了号召广场上的示威者回家，每天的天气预报就是“今天特别冷，很可能下雨” ，还有一个流传 于解放广场的笑话辛辣地讽刺了埃及电视台，在周四晚上埃及电视台的节目播放完毕后，主持人微笑着向观众道别，“今天的节目全部结 束了，我们明天星期六见！”，这无非是为了防止愤怒的埃及人在周五休息日将革命推向高潮。这些失败者的教训值得所有媒体反思。 我们承认中国目前面临着很多内部的挑战和外部的威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中美关系可能会经历一段复杂的时期，摩擦是必不可少 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媒体得不到自己民众的信任，那么要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 媒体都喜欢给自己贴上客观、中立、平衡的标签，但这些信条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媒体要迎合受众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要站在人民 的一边，要站在正义的一边，因此在很多情形下媒体无法做到中立。 我们已经通过中国的媒体同行看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比如在利比亚东部，中国记者已经成为了不受当地民众欢迎的对象，我本人对这种 事情感到忧虑。不谦虚地说，几年以来，为了能够让阿拉伯世界的民众用阿拉伯的眼睛，不通过第三方去认识、了解中国，我个人做出了 很大的努力，但是当我看到中国媒体用这样的报道破坏我们所共同建立起的信任时，我同样感到痛心。 我们感谢中国媒体对利比亚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否被侵犯的关切，但是我有很多理由怀疑这种关切的目的是不单纯的 。一方 面是因为它们对于卡扎菲屠杀平民的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对于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军事侵犯，它们从来没有表达出 同样的关切。就好像的黎波里的平民的人权是人权，班加西和巴勒斯坦的人权就如粪土一般，这和西方国家在人权方面的双重标准有什么 本质区别呢？我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关于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的也门数百万民众示威游行的新闻，这些人要求总统萨利和下台的诉求就不 需要被关注吗？诚然，也门和巴勒斯坦没有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中国在这两个国家也没有太多的经济利益，但我以为石油和自由不止差 一个三点水。也门虽然没有石油，但这里地扼红海要冲曼德海峡，每年两万多艘货轮从这里通过，约占世界商品贸易运输的8%，石油运 输的12%；南部的亚丁湾则紧邻世界海盗中心索马里和吉布提，因此也门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 义。 中国媒体不愿承认在阿拉伯国家所发生的是革命 ，这一点我可以理解。我并不因此感到焦虑，因为我知道他们早晚要承 认。中国媒体经常把阿拉伯革命称为动荡、动乱或者街头政治。我能理解稳定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我以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稳 定也要静中有变，毕竟丑化别人的形象并不能达到美化自己的作用 。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媒体始终不肯将发生革命的这些国家承认为“阿拉伯世界”，这一点让我不能理解。这些国家的统称，不是中东，也 不是西亚北非。我不需要多解释这几个地理名词的概念和来源，但是我想强调“中东”和“西亚北非”都是西方国家创造的带有严重殖民 色彩的名词，原因是他们要保持阿拉伯世界的分裂，不愿看到这些国家成为一个整体，就像他们当年亲手比着尺子对这片土地贪婪地瓜分 一样。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官方也不断强调中国与阿拉伯是 “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国政府已经承认了阿拉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在各种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中阿之间也建立了中阿合作论坛这样的长效合作机制。在 我和中国百姓的交流中，我也能深切感受到中国人对于阿拉伯团结的期望。在出租车上，当司机问到我的家乡时，我已经习惯于不说出我 的国籍，而说我是阿拉伯人。以前每当我说我是巴勒斯坦人，司机总是无厘头地把我当成巴基斯坦人，殊不知这两个国家相差千里。有一 次我告诉司机我是阿拉伯人，司机一句话直截了当地说，你们阿拉伯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团结。这个普通百姓一句话正中要害，无疑是向 我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我当时不服气，很想反驳他说，你们中国人也不太团结。但他的话是事实，忠言逆耳，我无法否认。我同时跟他 说，我们的人民都很团结，不团结的原因是我们的那些总统和当权者，也就是你们中国媒体通常把他们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那些 人。当我正准备告诉他，现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爆发了革命，并且已经在团结的道路上走出了第一步的时候，我已经结账下车了。后来我 开始担心，在中国的媒体上，或许他不会看到这些消息。 伊扎特  2011年4月15日

关于《十万个为什么》的几点注解 作者: 伊扎特 | 2011年04月18日 14:47 本文地址: http://yizhate.blshe.com/post/534/669290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刚刚踏上中国土地的我就被分配到了沈阳那疙瘩，我在中国的求学之路也就从那里的中国医科大学开始。我已经 记不清我是第二批还是第三批被派到沈阳的外国留学生，但我记得初到沈阳时，很多当地的老百姓没见过老外，无论是逛街还是到商场， 我们总会被围观，甚至还有百姓把孩子架到肩膀上，对我们投来奇异的目光。这让从小到大在叙利亚小城市长大的我感到很不舒服，感觉 自己就像动物园里供人参观的猴子一样。但我还是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生活，并且乐于和街上的老百姓打交道，至今这段经历仍令我难以 忘怀。 那时候自由市场作为一种新鲜事物刚刚出现，人们终于可以不通过票据自由地买到需要的商品。好几次我去市场买蔬菜，卖菜的农村妇女 说什么都不肯收我的钱，她说，你们远道而来，我怎么能收你们的钱呢？ 沈阳的冬天很冷，让初到这里的我感到很不适应。冬天的清晨，我窝在宿舍不想去上课，辅导员担心我生病，便关切地跑来看我。他就像 我远在中国的亲人一样，还经常提醒我要穿秋裤。 很多次在公交车上，当地人友善地给我们让座，其中不乏老人和小朋友，我们怎么好意思，于是就连忙推辞，而这时候他们也更不好意思 再坐回位置上，就这样，我们经常站着聊天，一直到下车，座位就一直空在那里。这些事让我至今难忘，在那段作为离乡游子最初的日子 里，沈阳的热情融化了严冬的寒冰。一直到现在，中国对我来说，不仅仅是我读书的地方，我生活的地方，我四个孩子出生的地 方，她有着比我的实际经历更加重要的意义。 如今，社会在不断发展，人们的行为也在发生着变化，对于一个来中国三十年的老老外来说，我对这种变化有着切身的感受。人们似乎变 得不再像当年那么友善，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多，人情味却在变淡。 前不久，当我驱车路过一条比较窄的街道时，我前面的车突然停下来，司机下车开始和路旁的一个人开始对话，并且一直没有停下来的意 思。过了很久，我着急了，就按了下喇叭，示意他尽快通行，他闻声正准备启动，回头看了我一眼。或许是我的外国面孔让他改变了主 意，他熄了火继续和路上的人聊天。我走下车，客气地请他把车道让开，他并没有接受我的请求，而是变本加厉地说，这是中国的土地， 中国的公路。虽然我很想告诉他我也交了养路费，也是中国的纳税人 ，但我知道他话里有话，也知道跟这种人争论也不会 有结果。也许在国外，几百万中国人也同时驱车驶于“人家”的公路上，所以我努力克制自己不去跟他争论，但同时我也心存胆怯，因为 我亲眼目睹了这些年中国人在街上的变化。 二十几年前，街上偶尔会有两个人发生争执，双方即使吵上一个小时也很少有一方会动手，直到路人把两个人劝开。中文博大精深，要想 让外国人理解打是亲骂是爱也并非是一件易事，至少现在，大部分中国人之间的冲突成了只“亲”不“爱”。 我可以很自然地理解，中国社会目前正在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发展和变化，我也能身体力行地感受到中国每五年产生的一个巨变，这些同时 也会对一个人的行为产生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越来越令人骄傲，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底气越来越足了，这一事例的效果在国内 显现为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升温。不过我认为，如果过度升温就很容易变成一个病态。 既然春天来了，我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今年的春天也是阿拉伯的春天。我之所以以如此多的文字做铺垫，是为了给我之前的文章《阿拉 伯人对中国媒体的十万个为什么》做一个注解。我没想到这篇文章被如此广泛地转载，更没想到这十万个为什么真的会引起网络上近十万 人的大争论。感谢所有支持和批评我的网友，但对于不允许我表达个人意见，并奉劝我离开中国，甚至打电话来威胁我的的网友，就像我 对那位司机一样，无话可说。因为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无非是我在中国生活了那么长时间，我认为很多问题有必要交流，也很乐意于有 这样一个交流平台，谈谈你们的问题，也谈谈我的问题，因为我不是生活在荒芜的孤岛里，也不是被禁锢于隔离区。只有开诚布公，才能 消除误解和不信任。对我来说，意见与异见同样重要。 关于《十万个为什么》所引起的争论，我想强调几点： 第一，对于这篇文章而言，我不是以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社长的身份来表达我的态度。虽然我是半岛的一份子，但这不代表我对半岛电视 台所有报道没有质疑，包括台长、董事长在内的大多数半岛电视台的员工也和我有着同样的看法。半岛电视台既不是党派也不是宗教，没 有绝对的对或绝对的错。所以我很奇怪很多网友的留言和质疑不是针对我，而是针对半岛电视台，我更不希望看到一些别的媒体，对这篇 文章的刻意炒作，甚至是误读。 第二，半岛只是卡塔尔的一家公司，所以你们不必要把我当作为卡塔尔国的代理人或发言人。我不是卡塔尔人，对于卡塔尔本身的一些内 政和外交政策我并不一定认同。在对于这个国家的很多看法上，我和大多数博友有着同样的立场。 第三，作为巴勒斯坦人，我确实希望很多人能够理解并支持我们的事业。在文章中我从职业角度出发，举了巴勒斯坦问题的例子，因为我 认为媒体对于巴以问题的报道本身就存在误区，把这个旷日持久的冲突定性为国家与国家的冲突，但忘记了这个冲突的深层背景：这 是一场国际社会认可的占领和反占领、正义与非正义，并且实力差距悬殊的冲突。 在这种问题上，媒体就不应该再秉持所谓 “中立”的立场进行报道。中国政府一直强调，中国人民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仔细想想，这个正义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体现出 来了吗？ 第四，按照我的理解，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国王还是庶民），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可以对他人的立场提出质疑与批评。我们 经常看到中国学者在各种场合批评西方国家的立场，中国驻国外的大使和外交官也经常到一些外国媒体（包括半岛电视台）对本国的政策 和立场做出说明。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误解了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我认为批评中国媒体并不等于批评中国的立场，因为很多时候中国 媒体（包括中国主流媒体在内）并不发表中国的真实立场。我在这儿简单地举一个例子：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3月22日的发布会上回答了我提出的关于以色列空袭加沙造成人员伤亡和吴思科访问中东的问题时强调，“我 们对于任何针对平民的暴力和武力的行动，都表示严厉的谴责。我们也坚决反对以色列在包括约旦河西岸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修建 犹太人定居点。我们认为这无助于打破巴以和谈僵局以及建立政治互信。我们希望以方能够采取切实措施，为重启巴以和谈创造条件…… 中方注意到，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但国际社会不应因此忽视地区其它热点问题，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这一问题 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推动中东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然而，这个明确的信号并没有通过中国媒体传达出来。经常报道外交部表态的几大中文门户网站没有提及，新华网只在英文版低调地提及 了姜瑜的答问，并且只选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原文（http://is.gd/7soIX6）如下： BEIJING, March 22 (Xinhua) -- China said on Tuesday that the recent turmoil in the Middle East should not distract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from the Palestinian issue. "We have kept a close eye on the complex and profound changes occurring in the Middle East region, howeve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not overlook other hot-spot issues, especially the Palestinian issu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Jiang Yu told a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in Beijing. China is committed to worki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continue to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to help resolve the issue, Jiang noted. 这种例子基本能够证实我先前的一些判断，中国媒体中这样的现象有很多，尽管我无法知道他们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第五，关于多国部队空袭利比亚，我在《十万个为什么》一文中已经强调过，我们反对卡扎菲并不说明我们支持多国部队空袭利比亚，我 们对于西方的意图已经足够了解，也很清楚他们深层的目标。在我看来确有一些人无法把这二者分清，即反对多国部队并不说明一定要支 持卡扎菲。还有有一些网友提出卡扎菲政权仍存在合法性，我认为一个领导人合不合法是需要人民来承认的，现在利比亚人民已经用行动 投了票，卡扎菲的合法性早已经有争议了。 第六，我们看国家的利益。首先，任何一个国家利益的重点应该取决于人民而不是当局，特别是在阿拉伯世界经历了重大的历史变革之 后，这里的人民已经为自己争取到了基本的权利。我认为一些网友在谈到国家利益时存在一种误区，比如在谈利益的同时把中国的立场和 其他国家相比。虽然同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截然不同，俄罗斯是石油出口大国，中东的动荡引起 的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势必会使其获益，而中国呢？同样，非盟近十个国家都在如火如荼地准备本国的大选，他们肯定不希望自己的国家也 进入科特迪瓦或者利比亚模式，中国显然也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国家利益可以单独拿出来谈，但别和人家的利益混淆。 上述这些，算是我对于本人备受争论的《十万个为什么》一文的注解。因为明天我要飞往多哈，时间紧促，只好先写这么多，感谢大家的 关注与批评，后会有期！

伊扎特，阿拉伯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社长。阿拉伯公民。毕业于沈阳医科大学。 ——精彩言论—— 　　·一些中国人把解放广场比作天安门广场是错误的 。 　　·除了沙漠、石油、恐怖分子、一夫多妻以外，现在的中国青年对阿拉伯的了解屈指可数 。 　　·经济问题只能成为引发革命的一部分原因而不能成为主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参加这场革命的年轻人大都是经济状况良 好、衣食无忧的这部分群体 。 　　 　　主 持 人：阮聿泓（以下简称“阮”） 　　访谈嘉宾：伊扎特（以下简称“伊”）   　　阮：因为时局的关系，在中国的传媒报道里，每当提到中东或者阿拉伯世界，关注的焦点多是集中与国家间的矛盾冲突，阿拉法特、 穆巴拉克、萨达姆、沙龙等政治人物占据了我们对中东世界里的人们的所有想象。相比之下，我们对当下阿拉伯年轻人了解甚少。您能否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群体的一些基本特征，比如说他们的生存现状、消费习惯、生活方式 等？ 　　伊：首先我非常感谢博联社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在这里说出我想说的，我的言论和立场只代表我个人，我希望通过这个采访，能够解 释一些我认为是中国人在理解阿拉伯世界时所产生的误读，当然这些误读主要源于一些拥有话语权的中国媒体和少数所谓的“中东 问题专家” 。 　　根据我所看到的中国媒体和中国学者对于这次埃及革命的评论，我的感觉是中国的专家总是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能够理解，中 国目前的大部分西亚或者北非的专家都不说阿拉伯语 ，或对于阿拉伯语的掌握相对薄弱，他们缺乏对本地区的了解，他们所 获取的信息大都来自西方媒体或者英语媒体（这些媒体往往以西方或以色列的思维模式思考本地区的问题），并且我所说的这种情况也普 遍存在于一些政府官员身上。当然这些问题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阿拉伯世界的此番巨变后，全世界都要开始重新认识我们了。 　　下面我说说我对年轻人的看法。我八十年代在沈阳读大学的时候，经常会跟同班的中国同学探讨一些国际性的问题。尽管那时候通讯 不发达，但能感觉到他们对于很多国际事务的了解比现在的大学生多的多。现在通讯发达了，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遗憾的是中国的年轻 人对世界的了解反而比以前少多了。前段时间，我面试了一些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是新闻或国际关系专业出身，然而 当我问到中国的副主席的名字，很多学生说中国没有这样一个职位，当我问到更多常识性问题时，他们也无法做到对答如流，对阿拉伯文 化也知之甚少，给我感觉除了沙漠、石油、恐怖分子、一夫多妻以外，现在的中国青年对阿拉伯的了解屈指可数，最近有一个更新的认识 可能就是埃及的肚皮舞了。所以在这里我希望能够对一些问题，包括你刚才提到的阿拉伯年轻人的生存现状、消费习惯、生活方式和一些 其他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阿拉伯国家年轻人所占总人数的比重非常高，所以青年在社会中起到的作用也很重要。阿拉伯青年也是世界青年的一部分，和中国的 年轻人一样，他们听Hip-Hop音乐，他们用iPad，他们掌握最先进的通讯工具并且在这次革命中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在埃及的 网络社区里，没有亲美派与反美派的论战，大部分年轻的埃及网民都是能够从民族利益出发，讨论与国家前途有关的问题。我在这里还想 强调一点，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地区的一个核心国家，它的革命十分具有代表性，我们能够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你想了解阿 拉伯世界的现状，你就去看埃及吧。 　　我对一些中国学者把这次革命成功的原因只集中在埃及经济的不景气上，或者归结于埃及长期存在的腐败和巨大的贫富差距问题上的 观点不敢苟同，经济问题只能成为引发革命的一部分原因而不能成为主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参加这场革命的年轻人大都是经济状况良 好、衣食无忧的这部分群体，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有理想的工作，有自己的汽车和住房。再如现在正处于动荡中的巴林，其人均GDP达 38800美元。所以经济只是引起革命的一个理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任何社会问题都有可能成为革命的理由。我认为更深层的因 素还有很多，特别是这场革命并不是“一小撮人”进行的“有组织有预谋”的反政府行动 ，抗议者所反对的不仅仅是埃及 政府，还有美国所主导的“新中东计划”和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秩序。 　　一个实体国家的组成有三个要素：国民、领土和主权 。对于埃及人民来说，在穆巴拉克时代，他们失去了国家的归属 感。另外一方面，一些中国的媒体和学者认为，穆斯林兄弟会在革命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也是西方媒体不尊重事实的一个判断。 我可以很自信地说，不仅仅是穆斯林兄弟会，所有反对派的政治理念都没有发挥作用。他们自己也认可这一点，强调这场革命是被年轻人 领导的。反过来讲，在革命期间穆兄会一度同意和穆巴拉克政府进行对话，从某种程度上反而破坏了革命。《财经》创始人胡舒立女士在 《决定权属于埃及人民》一文中指出，主张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兄弟会的民意支持率只有20%左右，这点，新闻出身的胡女士比某些中东 问题专家研究得更加透彻。 　　少数中国学者闻伊斯兰色变，听到穆斯林这三字便会与拉登联系起来。然而不管是穆兄会、真主党，还是哈马斯，他们都是中东这个 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这一地区难以忽视的政治力量。国际政治领域的双重标准一直存在，奇怪的是学术界的这种问题如今也呈现出 愈演愈烈之势。西方的媒体和学者，包括一些中国的学者不断强调埃及革命后埃以之间达成的和平协议能否执行，把这种讨论提升到一个 不应有的高度，实在是小题大作了。况且这种契约的执行应该是双方的，不仅埃及负有责任，以色列也有履行协议内容的义务。我没有看 到任何一个中国专家从以色列的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此外还有一些专家把埃及革命和发生于1978年至1979年2月的伊朗伊斯兰 革命相比较，我认为二者除了在时间上有巧妙的相似之外，没有其他的比较价值。 　　阮：对于埃及革命的描述，坊间有一种形象的说法——“埃及的网民们走上街头”，您如何看待网络对于阿拉伯年轻人思维方 式造成的冲击？Facebook等网络社区对传统宗教教育产生何种影响？如何看待网络民意在革命中承担的角色与功用？ 　　伊：诚实地说，网络在阿拉伯国家还不是非常发达。特别是埃及，互联网普及率尚不足10%。但是埃及的通讯业还是比较发达的， 利用手机拍摄的画面特别是警察和使馆的汽车在街道上横冲直撞的血腥镜头通过有限的网络传到国际互联网上，让世界人民了解了埃及革 命，也为埃及人民获得了大量的道义支持。但埃及革命不是以网络取得胜利，网络只是起到了助推作用，所以我认为把发生在突尼斯和埃 及的革命称为“茉莉花革命”或“Facebook革命”并不适合，革命就是革命，是无色的，没有必要披上民族或宗教色彩的 外衣 。 　　埃及的革命是一场没有外来干涉、没有个人或者政党领导、没有革命纲领引导的由全阶级民众支持并参与的革命 。这 场革命目的明确，就是推翻穆巴拉克政权，而最终实现了的民主只是革命胜利的成果之一。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把埃及革命和发生在东 欧一些国家的民主革命联系起来。 　　此外，埃及革命能够成功的原因还在于革命者极高的素质和极强的自觉性。革命中的解放广场被埃及人自豪地称为“解放广场人民共 和国”，一幕幕感人的场景在那里发生：广场成为了一个开放的艺术馆或是音乐厅，示威者在这里讲故事，做礼拜，甚至举行婚礼。尽管 我们看到了打、烧、抢等街头运动的基本要素都在解放广场上发生，但解放后的埃及人民显示出了其优秀的国民素质。在穆巴拉克下台后 的解放广场，那些示威者们提着扫帚铁锹，辛勤地清理示威现场留下的垃圾，将曾用作武器的鹅卵石，重新放回路面。人们负责起 义，同时也负责打扫卫生 。埃及人说，因为革命是革命，当人民做了主人，所有人都有建设国家的义务。 　　阮：您所在的半岛电视台的受众里年轻人占多大比例？能否简要介绍一下半岛电视台在此次街头革命浪潮中的报道立场和报道 方式？ 　　伊：半岛是一个年轻的媒体，在这里90%的员工都是年轻人，我们的台长的年龄也不过45岁，年轻观众在我们的手中当中所占的 比例也达到了80%。半岛电视台不是一个党派，也不是一个政治组织。但是作为一个阿拉伯媒体，也作为一个大众媒体，半岛承担着一 种责任，就是不能够不考虑绝大多数普通百姓的利益。几乎所有的分析家都承认半岛电视台在此次阿拉伯的革命浪潮当中发挥了历史性作 用。在埃及革命的18天当中，我们在那里的办公室被关闭了，记者的记者证被没收了，开罗分社的设备也被警察雇佣的打手破坏，埃及 的尼罗河卫星甚至切断了半岛的播送讯号。但这些困难并没有影响到我们对于埃及革命的报道，因为示威现场的民众源源不断地把 现场的画面通过网络传到我们的总部 。解放广场上的埃及群众在广场中心竖起了两个大屏幕，全天播放半岛电视台的直播， 大家接受半岛电视台的采访，有示威者对半岛的记者说，“如果你们的办公室被关闭了，埃及的八千万人民都是你们的记者！” 这 不但表现出埃及人民对半岛电视台的欢迎与友好，同时也表现出埃及人对自己的电视台已经失去了信任。当然，我也必须承认埃及革命的 成功会给半岛带来巨大的挑战，民主制度下自由媒体的出现将会成为我们极具竞争力的对手，但我认为，埃及的新生比这要有价值的多。 我们非常乐意看到更多竞争对手的出现，这也有助于促使我们自身水平的提高。 　　阮：您长期在北京生活，据您的观察，阿拉伯国家与亚洲国家的政治模式有何异同？阿拉伯国家此次街头革命爆发出来的社会 问题对亚洲国家是否有借鉴作用？ 　　伊：像我刚才所说的，你如果想了解中东地区的情况你要看埃及。从你问的问题当中我可以感觉到你想让我谈谈中国。我认为，中国 人和埃及人有很多类似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中埃两国都是比较古老的文明，都是起源于河边的文明，社会稳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 关注点。中埃双方有着相似的历史轨迹，在持续的交流中一直互相支持着（从丝绸之路一直到现在）。埃及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阿拉伯国家，历史上也是中国进入非洲的大门，在纳赛尔时代，由于埃及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巨大影响力，也促使了非洲和第三世 界国家帮助中国重返联合国 。我可以理解随着时代的变化，过去的很多事情再也不会重新发生，比如1956年中埃建交 前，上百万北京民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声援埃及和阿拉伯人民抗击英法以侵略的正义斗争，中国政府也在当年购买了价值1000 万英镑的埃及棉花，以打破西方对埃及的出口封锁，这至今仍保持着埃及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棉花交易的纪录。但是我不能理解中国 官方严厉禁止友好的中国民众在埃及革命胜利后前往使馆献花的正义之举 ；我同时也不能理解中国的一些大学不允许他们的 学生在每年阿拉法特主席逝世的纪念日举办烛光悼念活动，而对于以色列前总理拉宾的悼念活动就被批准。 　　我认为，一些中国人把解放广场比作天安门广场是错误的。革命不是商品，不是随手能在超市或菜市场买到的。革命是一个很复杂的 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过程。也许有人说，埃及的一些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比如腐败，贫富差距，物价飞涨，失业率上升等，但同时有一 个不同点，中国政府承认这些问题，也不断地采取积极地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但埃及和其他的一些阿拉伯政府根本不承认问题的存在。另 一方面，中国的制度不是一个人的制度，而埃及的制度只是为穆巴拉克和他的家族服务的 。 　　我所感觉到的另外一个不同在于，中国是一个有着很强的主权意识的国家，它的内政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 的，而穆巴拉克政府早已成为美国政策在中东地区的一个传声筒和实践地。在中国的每一天，我感到这个国家时时刻刻在进步，这个进步 是涵盖各个领域的，因此社会稳定不单单是政府所关注的问题，它和每一个公民的福祉息息相关。 　　阮：您认为埃及革命之后中埃关系的走向如何？ 　　伊：一些错误的判断会导致我们难以得到准确的结果，也会影响到中国的决策。比如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在埃及革命结束除了向该 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之外不能做任何事情。我承认革命使埃及经济、特别是旅游和投资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这只是临时性的，埃及革 不是一个大自然造成的生态灾难，没有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人道主义援助又能起到多大作用呢？我认为，现在摆在中国面前 的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中东对于中国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不管这一次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革命会带来什么样的制度和政 府，能够肯定的是整个阿拉伯世界不会再原地踏步了。我认为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所有在当今世界政治格局中有着重要地位的国家必须 要对该地区的政策做出重大的调整。 　　中国的政治家们一定比我更加清楚他们此时应该采取的行动，但我还是愿意在此提出我个人的一点拙见。我认为中国可以推动国际社 会成立一个国际机制，对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进行调查，帮助埃及人民追讨穆巴拉克的巨额财产。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可以购买埃及新 政府发行的国债，就像他对伊拉克、西班牙和希腊等国的支持一样，我想，这对于中国未来在阿拉伯世界的利益会产生重要而又积极的效 果。我认为，未来的埃及在政治改革方面很可能借鉴土耳其的经验，但在经济建设上，中国的模式更加符合埃及的国情，所以在双方的经 济合作上，中国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外，革命之后的埃及，作为中东地区的中心国家，势必会恢复其在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地位。以前我们注意到中国一直把埃及对于某 些中东问题的立场作为确定自己立场的一个标准，比如对伊拉克问题、巴以问题、黎巴嫩问题、伊核问题、苏丹问题等。穆巴拉克时代的 埃及只把这些问题作为使其儿子顺利接班的一种政治工具，而未来的埃及政府在确定自己的立场时会更广泛地考虑埃及人民和阿拉伯民族 的利益，因此，中国需要做出政策上的调整。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国家，为了能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势必在今 后要加强其在更多的地区与国际事务中的存在，比如埃及争取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中国可以提供一定的帮助与支持。四月份在北京 举行的金砖组织峰会，中国也可以邀请埃及参加，随着南非的加入，金砖组织完全可以加快扩大的步伐。另外，中国是唯一没有参加到中 东问题“四方机制”的国家，这对于中国在该地区发挥积极的作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现在掌握了话语权的埃及完全可以提出让中国加入 中东问题对话机制的建议，帮助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会更大的作用。无论如何，未来的埃及不会再维持穆巴拉克时代同美国的关系，埃美 摩擦的可能性将持续存在，在这时候，中国可以成为埃及最合适的选择，这也符合中埃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完）

来源:伊扎特的博联社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