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湖南卫视收视率已经超过CCTV-1

一个占用大量纳税人资源的商业电视机构除了政治谎言就是庸俗,垃圾的商业广告,不可能有公信力, 也就不可能有影响力,收视率 就像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快讯,求是杂志不再会有付费订户 不出意外,薄熙来升官到党中央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党国家领导人),重庆卫视可以关闭,或者贱价卖给湖南卫视,

进入四月，网上开始流传一张截图，是央视索福瑞出具的，一张3月份全国27个城市的收视数据 单。在这份榜单上，央视首次全面失守。在全天收视、晚间收视，以及收视率和市场份额两个维度、四个指标上，湖南卫视都超越 央视一套，位列榜首。 江苏、浙江、北京卫视也挤入前十，安徽、天津、上海卫视紧随其后。有辛辣评论曰：“省级卫视如 此迅猛！电视圈江山要变？” 　　往年是一种群雄逐鹿的局面，鹿到哪里，大家就一窝蜂扑向哪里。在2005年以后的那几年间，这只鹿叫“选秀”；2009年， 它变成了“电视剧抢播”；2010年，又变成了“婚恋节目”。自2011年开始，事态有了变化：以几大卫视为代表，大家纷纷拨转 马头，开始找寻自己的狩猎目标。“大家开始寻找符合自己的媒体气质。”江苏卫视总编室主任刘原用了一种更优雅的说法，“这是经过 盲从、跟风之后，竞争再度加剧，大台必然迎来的发展阶段。” 　　1　　重庆卫视　　摈弃商业广告，竖起红色和公益大旗 　　“省级第一红色频道”，为这个目标，重庆卫视在今年1月3日、3月1日两次宣布改版，实施“一不二减三增”：不播商业 广告；减少电视剧和外包节目播出量，且将电视剧清出黄金档；增加公益广告片、城市宣传片和一系列自办新闻、红色文化节目，如 《天天红歌会》、《民生》、《品读》、《百家故事台》、《原版电影》等。 　　作为2011年第一个变脸的卫视，重庆卫视动作之大，给人印象深刻。“两会”期间，重庆市长黄奇帆向媒体解释这一举措是重 庆市委的决策 ，市委常委会和市政府都愿意做这个尝试 。他以日本的NHK、英国的BBC为例，说明这个 决策的来源并不新鲜，“叫红色电视台也好，叫公益电视台也好，其实都有国际惯例。如果资本主义国家都可以在市场化的媒体之外保持 一个不做任何广告的电视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改版前，重庆卫视每天播出的商业广告时长近300分钟，去年一年广告收入3个亿 ，在动辄几十亿元广告收入的同 行中，这个业绩已经有些尴尬，再丢了卫视这块，电视台怎么养活自己？黄奇帆也给出了答案：“重庆广电集团还有11个频道可以市场 化运作，重庆广电集团将通过综合经营自身平衡掉1.5亿元，剩下的1.5亿元由重庆市政府填补 。” 　　面对需要“自身平衡掉”的1.5亿元，重庆广电集团内部压力重重 ，首先需要裁员和缩减开支。首当其冲的是卫视 广告中心，目前已裁减人员20%左右。“剩下的改做其它包括地面台的广告业务，从前卫视的客户关系也需要维护”。据重庆某地面台 工作人员透露，“还有卫视原有做娱乐节目的队伍，也要拆开，去做自办的红色节目。”此外，集团内部集体工资下调，一线采编 人员的工资下调了15%左右 。“卫视和地面台的关系，不是掰掉1个指头，还剩下11个那么简单。不论是影响力 还是创收能力，11个地面台加起来可能也拼不过1个上星频道 ”。这名工作人员还否认了卫视广告可以分流到地方台的说 法，“一般在卫视投放广告的，尤其是外地客户，都不愿意投在地面台。而且，近两年卫视收视率下滑得很厉害，地面台的广告也因此受 到影响。” 　　收视率，同样是让重庆卫视感到窘迫的问题。2006年到2008年，频道打造“英雄剧”平台，收视率最好时一度排到省级卫视 第三，电视剧和综艺节目《娱乐星工厂》也是当时重庆卫视的王牌产品。2008年，频道主题被提升为“英雄志”，2009年更进一 步升华到“中国红”，特色更鲜明了，收视率却节节下滑。在刚刚出炉的3月收视榜单上，重庆卫视排名全国第34，省级卫视中排名第 22，比改版前大幅下跌。 　　不过，黄奇帆认为责任担当更重要：“我们实际上回归了一个社会管理的本源。(改版)这件事很神圣，代表了一个社会的意 愿 ，政府要对公益事业、对社会保持主流的导向 。”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何事忠也表示，有议论、有波 动都很正常：“大家对重庆卫视的认识、对节目的认同还有一个过程，随着节目进一步办精办好，自然会赢得越来越多人的理解和支 持。” 　　业内人士对于红色主题的理解则相对简单、实用——这更像是树立特色、自我突围的手段，既然处境如此艰难，“左右都是死，干脆 一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圈里人说。湖南卫视总监张华立在微博里评价：“这也是我们这个行业改革的思路之一：要么转向产业，要 么坚决定位政府公共服务，目前太混沌，一锅煮，N不象。” 　　2　　湖南卫视　　自制剧为利器，领头羊也求变 　　和长久不得志的重庆卫视相比，湖南卫视似乎没有变阵的理由：截至2010年，湖南卫视已经连续8年位居省级卫视收视率 第一 。纵观其每一次节目创新，势必引来电视圈大量模仿、跟风：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超级女声……可总是“一 直被模仿，难以被超越 ”。 　　即便如此，2011年湖南卫视的新动作还是显而易见的，除了黄金档的综艺节目，次黄金档成了湖南卫视利用自制剧重点打 造的收视利器 。其开年以来的《一不小心爱上你》、《宫》和《回家的诱惑》，帮助频道收视节节攀升，《回家的诱惑》更 开创了全国次黄金档电视剧的收视新高。 　　已经是领头羊了，不如求稳，何必求变？ 　　理由并不像我们想当然的“开拓新市场”那么简单。湖南卫视清楚地知道，“自制剧”三个字在未来中国电视圈的竞争分量。 　　截至目前，湖南卫视2011年一共播出4部戏，除了在播的《天使的诱惑》是引进剧，前3部都属于自制范畴。“《宫》和 《回家的诱惑》属于定制剧，我们找公司投资合作，他们为湖南卫视量身打造。而《一不小心爱上你》则是彻头彻尾的自制剧，频道 全程参与创作和制作。 不管是定制剧还是自制剧，我们都会要求独播。”湖南卫视方面表示，目前台里制作中等待上档的自 制剧至少还有7部，其中包括向建党90周年献礼的两部红色剧。湖南卫视誓将自制进行到底。 　　这种“自制意识”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就开始觉醒了，1990年起，以《六个梦》、《一帘幽梦》、《还珠格格》为代表的一系列琼 瑶剧，就是湘军和台湾方面合作的成果。2007年后的《又见一帘幽梦》、《丑女无敌》、《一起来看流星雨》等，则全面开启了湖南 卫视完全自制剧的鼎盛期。 　　做自制剧，一可以控制成本，二可以掌握版权，形成产业链，三可以保证独播，除此之外，湖南卫视尤其看重两点：自制剧与平台的 粘合性，以及它的 “推新人”效用。“现在的竞争就是这样，你不仅要有别于人，还要有强烈的自我标识。”湖南卫视某负责人表示，他们的定位人群偏青春、时尚、都市和情感，自 制剧可以依据这些特点修改内容 ，如此一来既加强了频道的标识性，又符合观众的需要。《一不小心爱上你》的剧本在剧组 和电视台之间来来回回转了一年多，该负责人这样描述修改过程：“女二号太弱了，矛盾对立不够，观众可能不爱看，改！哥哥太坏了， 观众可能喜欢更善良、搞笑一点的，改！” 　　用自制剧推新人是湖南卫视打的最大的如意算盘，也是他们自制经验里最大的教训之一。“你想想当年的琼瑶系列捧红了多少明星， 可全给他人做了嫁衣裳。不论是否友情常在，回头再请人干什么，价格、时间都不那么方便谈。”于是，湖南卫视成为省级卫视中唯一拥 有自己艺人的电视台，俞灏明、魏晨、张翰、江铠同、郑爽等，全部是“自家戏自家演自家捧 ”，“用自己的人，一切都 好筹划，除了剧，台里的各种节目也可以共享资源，后续开发也容易得多。” 　　算盘打得响，骂声也不断，“太雷太山寨”的批评伴随收视率一起飙升。“都说湖南卫视庸俗，可谁又做得到它的收视率？”有网友 反问。今年一季度，湖南卫视收视大涨36%，增幅第一，3月更全面超越央视，跃居全国第一 。尝到了甜头，湖南卫视 也更坚定了走自制之路的决心，“有人说电视台做得不专业，但我们一直做，把队伍抛到这个领域里一直锻炼，最后肯定能做成”。 　　3　　北京卫视　　变身秀场，市场逼出作战理念 　　2010年的最后3个月，北京台卫视节目中心夜夜亮灯到后半夜。对于刚调任卫视节目中心主任的徐滔来说，一开始就面临着改版 的艰巨任务。 　　徐滔在做完一个月的调研后，竟然感到“不寒而栗”：“第一方阵的成员都在狂飙突进，置身其间，持续增长才是常态，不增长就等 于倒退，维持现状只能是幻想。这种作战态势是市场逼出来的。” 　　2010年12月26日，改版后的北京卫视正式亮相，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打通晚间时段的《BTV秀场》，旗下《顶尖秀》、 《非凡秀》等七大板块串起周一至周日的次黄金档。此外，《剧说》、《身边》、《养生堂》、《档案》四档节目，又和“秀场”一起构 成了北京卫视全天五大品牌栏目带，这也使得北京卫视成为目前省级卫视中品牌栏目最多的频道。 　　在酷爱跟风的中国电视圈里，北京卫视的特立独行让它一直有些置身圈外的气质，这次的“秀场”，听起来更像凭空冒出来的创新。 不过徐滔说，这恰恰是经过研究的结果：“改版前，我们对中外30多个频道的编排，近百个包装、近千个节目，以及近三年来全国卫视 观众的需求特点和生活习惯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们还成立了监察情报科 ，这个名字让改版听起来更像一场战役，“这 是其他省级卫视没有的独立科室，主要功能一是自我节目监控、评估，二是提供每日各省级卫视的收视表现和舆情动态，帮助频道及时掌 握对手情况并采取策略。” 　　通过研究、监察，他们发现排名前四的卫视均在黄金时段以规模化的高收视栏目带作为支撑。因此，北京卫视构建了《BTV秀场》 与《档案》二大栏目带与之抗衡。傍晚时分，大家习惯安排电视剧连播，北京卫视则根据傍晚中老年观众多，央视二套生活板块关闭后， 全国同类节目缺位的特点，专门在该时段设置了《养生堂》，进行差异化竞争；电视剧《借枪》播出期间，浙江、天津、东方卫视都采用 了删除新闻联播后广告的方式抢占先机，于是，现在播《家常菜》，北京卫视就首次用上了类似的“卡位”播出策略。 　　这些看起来都是策略化的手段，徐滔更愿意理解为一种竞争意识：“让竞争对手的成功经验变为我们的财富。”从第一季度收视份额 看，北京卫视增幅 30%，仅落后于湖南卫视，排名全国第二。但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其隐忧：“‘秀场’更像是一种概念炒作，不过是用一根绳子，把综艺、访谈、收藏等杂七杂八捆 到一起而已，到底想表达什么，核心诉求是什么，还不是很明晰。”面对改版的成果，徐滔也不满足：卫视有效覆盖与收视排位不匹配， 次黄金时段收视仍需突破，缺少有影响力的大型活动，这些问题都在她的作战列表上。 　　徐滔把这场战役看作体力和智力的双重比拼，未来的中国电视，个性、资源都将成为竞争之重，而每一条道路势必都曲折回环，每一 次跋涉都需要全力以赴，“所以，我们只能不停地做两件事情——前进和拐弯。前进靠的是气力，拐弯凭的是智慧。” 　　记者手记　　特色做得足还要内容做得好 　　从“一窝蜂”式的同质化，到各找定位，各寻出路的差异化，对中国电视来说，这种改变无论如何都是好事一桩。但在大家拨马前行 的途中，我们也发现这样的怪现象：特色的确很鲜明，收视的确在狂飙，可口碑却一路狂跌。 　　这样一说，大家很容易联想到湖南卫视和它今年热播的几部大戏。以《回家的诱惑》为代表，接连三部自制剧缔造了超高的收视神 话。但同样是这三部剧，也被网友讥为“史上最雷山寨剧”。这大概是收视、口碑落差极大的典型例子。 　　尽管很想取悦观众，也做了很大努力，但观众并不买账，没能赢得收视、口碑双丰收，问题出在哪儿？ 　　采访中，不止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强调，眼下省级卫视的“定位”问题刻不容缓，而原因最后都毫无例外地归结为市场竞争太激烈， 只有打出“个性牌”，才能杀出一条血路。 　　所谓个性牌，说白了，就是为了在收视率榜单上再进一步，不惜一再放低身段。这种自降身份，“为收视率而定位”的急功近利的做 法，也就成为导致口碑下滑的直接原因。观众的眼球常常是被动的，为了追求高收视率，追求形而下的“快感”，固然可以用俗套夸张的 情节，简单粗暴的模仿，轻浮搞笑的表演，吸引观众的眼球，但在关闭电视之后，观众也会因为看了毫无美感的电视节目，感到被人愚弄 而懊恼。 　　也许有人会举出重庆卫视的例子，它和湖南卫视恰恰相反，“公共服务”的初衷曾在舆论上得分不少，不少人给予认可，但收视成绩 却着实叫人汗颜，观众中争议也颇大。其中的奥妙就在于，虽然重庆卫视的改版不是为了商业目的，而且砍掉了全部商业广告，朝主流价 值观和社会导向上靠，但实际效果却并不如人意，收视率一降再降，问题同样出在“特色”足而内容弱，我们看重庆卫视目前的节目单，要 么唱红歌，要么讲红事，说红人，节目内涵离所谓“公共服务”其实很远，很显然，“红色主题”并不等于“公共服务” 。 　　综上所述，电视台可以通过“特色”打收视率，但这个“特色”首先要建立在文化品质和服务意识的基础上，以商业为龙头或以噱头 为主导，也许可以获得高收视率，却不一定意味着“好”，意味着节目的高质量。只盯特色，不重质量，或者以牺牲质量和口碑，换取收 视率和名头，这样的“个性”对整个行业产生的负作用也是令人担忧的。(王砚文)

来源: 北京日报

韩寒博客：五星红旗是无数还有良知的人鲜血染红的

再见！艾未未 韩寒 　　现在艾未未不能说话了，我们谁来为艾未未说话呢？ 　　昨天听说艾未未被捕了。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十分揪心。我很难想象一个像艾未未这样的人也会被逮捕。但是想一下自己是在中国， 再想一下被囚禁在家中的陈光诚和即将面临起诉的冉云飞，也就想通了。这里是一个连法律都不能做挡箭牌的国家。 　　艾未未，胖子，有大胡子。和我们一样爱捣鼓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也爱翻墙出去看新闻。从不计较送朋友东西，也爱拍真实的故 事。追求真实，反对虚假。遵从邓小平爷爷“求真务实”的号召。也为国家奥运会工作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他先前被限制出行过，被警察殴打过。但是被拘留超过24小时这还是第一次。以我有限的社会常识也可以猜到这次与以往不一样。 或许，再过几天张思之大律师就会多出一个客户。从此，再也看不到绝伦的艺术品，再也看不到推特上狂野的回复。我抽屉里的几颗陶瓷 葵瓜子也许会寂寞，但是我身上印着板砖的文化衫依旧会坚挺出现在街上。 　　我已经不想呼吁什么，我也无力号召什么。从一九四九年本朝开国算起：反右、文革、严打、学潮、维稳，每一个时期都有无 数揣着自己良心走进监狱的人，也有无数揣着自己良心被割下头颅的人。五星红旗为什么是红的？是无数还有良知的人鲜血染红的。 　　艾未未曾经为上访者说话，为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说话，为汶川地震遇难的小学生说话。现在艾未未不能说话了，我们谁来为艾未未 说话呢？如果连凭着良知说一句真话的勇气都没有了，那么我真相信历朝历代“吾皇万万岁”的口号都实现了。最后，我想用李志的一首 歌来作为结尾：“人民不需要自由，这是最好的年代”。

来源:韩寒博客

贺卫方:李庄案第二季,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

贺卫方说的都是常识 遗憾的是党和中央政府总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端

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 ——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 贺卫方 尊敬的重庆市法律界各位同仁： 一年多来，我一直想写一封公开信与各位交流一下关于重庆“打黑”的看法。不过考虑到自己在博客等媒体上对于某些事件已经作出过不 少评论，担心“说三道四”，饶舌惹厌，也就作罢了。但是，最近重庆的某些走势令人颇感焦虑，如鲠在喉 。在我看来， 在这座城市里所发生的种种，已经危及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 ，作为一个法律学者尤其是一直参与司法改革的学者，我觉 得，公开地把自己的一些困惑和批评意见发表出来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义务。 促成我写这封公开信的另一个因素是，重庆是我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 的所在地，是我魂牵梦萦的一座城市。1978年， 经历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在歌乐山下的这座校园里，自己开始了此后的法学生涯。当年上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们也刚刚从“十年浩 劫”中备受压制的状态里回到校园，谈起文革期间无法无天、生灵涂炭的一幕幕，一些老师不禁泪洒讲坛。其实，我们这些学生也都是文 革的亲历者，所以每个人都是何等地珍惜法学这门专业。我们憧憬着祖国法治建设的前景，盼望着能够早日投身到这桩伟大的事业中，为 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作出贡献，并下定决心，绝不让文革悲剧在这片土地上重演。 然而，时过三十多年，我们多么熟悉的这座城市里却发生了很多事情，令人恍然有时光倒流、文革重演之感，法治的理想正在沦丧。是 的，我指的正是已经持续两年多的“打黑除恶”（当然也包括“唱红”，不过“唱红” 这里就暂时不讨论了）。在整个“打黑”行动中，我们看到了运动式执法和司法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里，当局发动社会密告（所谓“群众来信和 检举”），抓获“涉黑”人员近五千人。随之而来的是数百个“专案组”突击工作，以“重庆速度”批量化地逮捕、起诉和审判。文强案 二审之前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上的王立新法官的日记清楚地表明，公安、检察和法院之间是如何不分彼此、联合办案的。不仅如 此，所谓“大三长会议”几乎是公开地登堂入室。对于一些重大案件，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开会协调，导致案件还没有 开审，判决结果就提前决定了。最后的审理过程就是走过场。制度设计中所追求的三机关相互制约机制也就完全失灵了。各位同仁，你们 不觉得这种做法完全违反了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所明确规定的检察权和审判权独立的准则么？ 在李庄案的审判过程中，我们分明看到，法庭基本的中立性已经荡然无存。庭审中，李庄及其辩护人请求证人出庭接受质证。我相信主持 审判的付鸣剑法官深知这种当面质证的重要性，因为你在西南政法大学的硕士论文研究的主题正是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然而合议庭却 拒绝了被告方的要求，理由居然是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请各位查一下刑事诉讼法，有没有证人出庭与否取决于他或她的意愿的规则？况 且该案的七位关键证人均在重庆执法部门的羁押之下，他们提供的书面证词很可能出自于刑求或其他威逼利诱，必须通过面对面的核查印 证，才能让李庄究竟是否唆使相关人员做伪证等真相大白。然而，江北区法院——这是我当年大学实习的地方——却硬是仅仅凭借这些无 法质证的所谓证词作出了有罪判决。 在该案二审时，出现了极其蹊跷的一幕：李庄由一审绝不认罪到二审时突然完全认罪。我们无力深究这戏剧性转变背后的影响因素，不过 当法庭宣布由于李庄的认罪，将刑期由两年六个月改为一年六个月时，李庄明显表现出受骗后的屈辱和愤怒，他大声说：“我的认罪是假 的。希望法庭不要给我按认罪处理，认罪是在重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诱导之下进行的”（据“经济观察网”2010年2月9日报 道）。李庄的言辞表明，他仍然没有认罪。这样一来，依据他认罪因而减轻处罚的二审判决就被釜底抽薪了。作为一个公正的法庭，必须 立即宣布暂缓作出二审判决，查清李庄认罪是在自由意志支配的行为，还是确有背后交易导致以认罪换缓刑。无论如何，既然李庄已经明 确地拒绝认罪，二审合议庭需要在这一新情况出现之后作出新的判决。如果法官们确认一审所认定事实无误，那么就应该改为维持原判， 而不是减轻处罚。当然，如果存在着警方和检察机关诱骗认罪的情节，法院也需要追究相关人员妨碍司法的罪责。但是，重庆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却任由法警将正在怒吼的李庄拖出法庭，对于合议庭依据虚假认罪基础上的判决无动于衷。这又是为什么？ 看得出来，围绕着李庄案的审判，重庆方面做足了“功课”。法学界也无法置身事外。庭审现场，有学者应邀旁听。12月30日的庭审 持续到凌晨一点多。接近尾声时，在法庭楼上的一间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看到庭审现场的会议室里，“有关部门”连夜召开法学专家座谈 会。“有关部门”是哪个部门？深夜被叫来参加座谈会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梅传强告诉《南方周末》，是重庆市政法委召集的。第二天， 《重庆日报》便刊出了庭审纪实和学者们力挺这次审判、批驳李庄及其律师在庭审中所提出各项质疑的发言摘要。基层法院的一次审判， 直辖市的政法委亲自主导，星夜召集学者座谈，市委机关报第一时间为之造势。面对这一切，若还有人相信这样的审判以及后来重庆第一 中级法院的二审有一丝丝审判独立、程序正义的意味，那实在是天真到可笑的程度了。 问题在于，假如没有法律界的配合，这一出出司法闹剧又如何可以顺利上演？参与者也许会辩解说，在目前的体制下，个人即便内心有疑 问甚至抵触，但是你如何抗拒这种压倒性的支配力量？诚然，这是一件十分纠结的难题。但是，在消极顺从与积极迎逢之间还是有着清晰 的界限。某些受过严格法律训练的检察官那种罔顾法律概念，创造性地为一些非法行为背书的行为，实在令人齿寒，也可以说是法律教育 失败的象征。 这里还要特别表达对于重庆法学界某些学者的失望之情。如果说实务界由于身份困难而不得不听命于上峰的话，学者们却完全可以保持最 低限度的独立性。对于践踏法治准则的行为，也许你不愿意发表直率的批评，但至少还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世界不少国家的法律史表明， 在维护法治基本准则方面，法律学界都承担着为实务界提供理论和知识后援的使命，同时也肩负着耶林所谓“为法律而斗争”的神圣义 务。面对干预司法独立、违反法律程序、损害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行为，学术界需要作出清晰而坚定的批评和抵制。但遗憾的是，一些学界 同仁不此之图，反而在一审判决尚未作出的时候，就在官方报纸上集体合唱，发表对于五个程序事项一边倒的言论。你们可以看一下随后 网络上各方人士如何评论，给学界尤其是西南政法大学带来了怎样的声誉损害。我不明白，促使诸位做这样事情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最后，我要对重庆公安局王立军局长说几句话。2010年11月，你被西南政法大学聘为兼职博士生导师，我恰好也是母校的兼职博导 （查简历，还获悉你也是北大法学院刑法研究所的研究员，足见我们的缘分不浅），所以这里不妨做些学者间的交流。虽然只是公安局局 长，但由于重庆当局将“打黑”运动作为工作的重点 ，你的角色就特别凸显，可谓举足轻重。对于你主导的这场雷霆万钧 的运动，我颇有一些担心。一是指导思想上如果存有净化社会的观念，结果可能是危险的。人性总有某些无从改变的特性，一个健 康的社会也许只能对于某些人性的弱点采取容忍的态度 。况且秩序与自由有着内在的紧张，过于重视秩序，未免偏于一端， 令自由受到减损。 第二，尽管我们都痛恨黑社会，也赞成以法律制裁这类犯罪行为，不过还是要看到，黑社会在重庆能够发展到你们喜欢声称的那种可怕程 度，那一定是我们的“白社会”出了严重问题。例如司法不彰，企业界只好依赖法外手段保证交易安全。打黑固然必要，但治本之策却是 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和司法正义的相关制度。 第三，假如政府在惩罚犯罪的过程中使用非法手段，例如刑讯逼供，剥夺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甚至让那些从事刑事案件辩护的律师提心吊 胆，朝不虑夕，势必会带来严重的后患。政府用非法手段打击犯罪令人产生某种不好的感觉，那就是“以黑制黑”，强权即公理 。 而且，过于严厉的惩罚损害了人们的平等预期，对国家心存怨恨的已决犯亲属以及将来出狱的人们将形成一股可怕的反社会力量。多 年来，很多非常恶性的犯罪的作案者都是此前“严打”中受到过于严厉打击的刑满释放者 。你从事公安工作多年，对此一定 有比我更多的了解。 第四，尽管在现行体制上，公安机关具有超越司法的强势，但是，你作为一个兼职法学博士生导师，我相信一定会理解，法治国家的一个 重要标志就是警察权要受制于司法权；公安需要尊重司法权，要接受检察机关独立的监督和审查，要维护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其实，尊 重独立司法对于手握大权的人一样重要 。文强在炙手可热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这种独立性的价值，但一旦沦为阶下囚，他 也许幡然醒悟，深刻地感受到，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各位同仁，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时时会想到死亡这件事。虽然相关数据没有全部公布，不过自从“打黑”以来，文强之外，在重庆还有 不少人被判处死刑。人都不免一死，由国家公权力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毕竟是很重大的事情。在网上看到你们的城市组织市民唱“红歌”的 图片，真是红旗招展，满目赤色。旗帜的颜色也是血液的颜色 。“唱红”与“打黑”两者行为都以同样的颜色铺陈渲染， 令人不禁产生复杂的联想。不过，无论是权倾一时者，还是屈辱偷生者，生命注定是朝向死亡的。那些死刑犯不过比活着的人早走一些时 日。砍头和枪杀都会留下可怕的伤痕，不过，那却是一种无需治疗的创伤。古希腊伟大的戏剧家索福克勒斯对此看得很清楚，容我把他的 诗句作为这封信的结语吧： 等冥王注定的命运一露面， 那时候，没有婚歌、弦乐和舞蹈， 死神终于来到了。 一个人最好不要出生； 一旦出生了，求其次， 是从何处来，尽快回到何处去。 等他度过了荒唐的青年时期， 什么苦难他能避免？ 嫉妒、决裂、争吵、战斗、残杀接踵而来。 最后，那可恨的老年时期到了， 衰老病弱，无亲无友 。 愿各位幸福，并致法治的敬礼！ 2011年4月12日 附注：作者欢迎传统媒体和网络转载本文，尤其欢迎重庆市媒体转载，无需征求同意。

来源: 贺卫方博客

毛泽东旗帜网的批判信     近日，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先生在自己的博客发表了致重庆法学界的一封公开信。在这封公开信中，贺卫方先生为李庄鸣冤叫屈，指出重庆司法界执法不公，指责重 庆司法界「在李庄案的审判过程中，我们分明看到，法庭基本的中立性已经荡然无存」。     重庆在唱红打黑之前，黑帮势力已经渗透到了司法界，重庆司法面对黑帮势力已经形同虚设，重庆司法似乎成为了黑帮势力对于平民百姓实施黑道专政的工具。因此 要想改变重庆黑暗的社会面貌，只有而且只能依靠政治力量。而政治力量来自于群众，通过唱红打黑，只有发动群众运动，大打一 场人民战争，动员群众揭发社会黑暗势力，让社会黑暗势力暴露在群众运动的汹涌大海之中，正义才能战胜邪恶的力量 。     对于重庆的唱红打黑，贺卫方先生强调司法的中立性，强调法制，这绝不是以法学专家的角度单单从法制的观念提出的建言。事实上，贺卫方先生是一位有着很强的 政治意识的「法学专家」，这一点在他的文章『法治与所谓大国崛起』可以看到。     在『法治与所谓大国崛起 』这片文章中，贺卫方先生说，「即便以强国而论，一个悖论式的道理也可以从历史的 事实里发现，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强大往往不是来自于统治者或政府的强权；恰恰相反，它更多地来自宪法和法律对于国家权力的全方位 限制。而其他一些国家之所以国大力弱，原因并不在于那里缺少专制政府或强势的领导人，而恰好是因为政府雷霆万钧般的权力的存在， 以及始终无法将这种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的事实。」  「法治的基本目标之一便是驯服政府。如何让一个权力本来不受限制的君主——当然也包括其他权势机构或人物——愿意接受法律的约束，循规蹈矩，这却是一个大 挑战。」  「民主本身正是这种限权努力的一部分。统治者由人民选举产生，并接受人民监督，自雅典开始的这种民主实践的效果便是与君主制下全然不同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 关系。」     贺卫方先生在这里谈的是法治，而不是法制，是依法治国。贺卫方先生设想让「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在他看来，不客气地讲，法治是驯兽师，政治是猛兽，他说 「法治的基本目标之一便是驯服政府。」在贺卫方先生看来，民主甚至是法治的一部分而已，他说，「民主本身正是这种限权努力的一部 分。」     法治在贺卫方先生看来是多么的崇高，多么的神圣而不可侵犯，法治似乎超越了政治本身，国家的强大来自于依法治国，来自于法律对于国家权力的限制。     在马列毛主义者看来，国家是阶级的产物，当阶级矛盾激化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时，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国家于是产生了，法治不过是国家暴力工具 的一部分。法治是治国之器，政治是治国之魂，法治要为政治服务。治国之魂即政治之魂，政治之魂一点也不玄奥，政治之魂就是阶级之 魂，哪一个阶级是国家的统治阶级，那么哪一个阶级之魂就是国家的政治之魂。     商鞅变法，就是依法治国，但是商鞅变法绝不是什么「司法中立」。商鞅变法是依法保护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依法破除奴隶主阶级的土地国有制，商鞅变法是地 主阶级压迫奴隶主阶级的法治。商鞅变法之所以得以实施，是因为得到了政治力量的支持，商鞅得到了秦国国王秦孝公的支持，而秦孝公 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地主阶级的利益成为了秦国的政治之魂。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对于神权和君权的革命，是资产阶级对于教士和贵族的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的政治理想。 资产阶级的依法治国绝不是什么「司法中立」，资产阶级的依法治国是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专政。法国革命的成果 『人权宣言』宣布，私有财产神圣而不可侵犯。资产阶级利用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推翻了神权和君权封建统治之后，作为政治交换， 资产阶级承认了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财产神圣而不可侵犯。但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财产无非是生活资料而已，生活资料除 了作为生存的必须消费品之外，不会给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者带来任何经济利益。而资产阶级的财产是资产，是生产资料，资产可以使资 产阶级享有奴役剥削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特权，即资产阶级天生享有奴役剥削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法权。私有财产 神圣而不可侵犯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法权神圣而不可侵犯，资产阶级法权受到资产阶级法制的保护。借用贺卫方先生的话讲，资产阶级法治 是让权贵精英纳入资产阶级法治的轨道，资产阶级通过法治驯服政府。贺卫方先生或许不明白或者装着不明白资产阶级通过法治驯服政府 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通过法治驯服政府的这一政治要求其实一点也不过分，资产阶级的这一政治要求其实正是反映 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之魂。治国之器之法治，是资产阶级出资维持的，治国之魂，是资产阶级之魂，法治再崇高，也没有资产阶级利益 高贵。     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以无产阶级专政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既不是人治也不是法治，无产阶级专政反映了无 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意志，无产阶级专政反映了宇宙的意志。在无产阶级专政看来，法治是人治，依法治国是权贵精英专制，依法治 国是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具体表现为群众运动和法制建设，群众运动是本，法制建设是末，群众运动和法制建设 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群众运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法制建设是矛盾的次要方面。群众运动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群众运动是罢工自 由，群众运动是游行示威自由。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制建设不等于法治，依法治国更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仅仅从法制或依法治国的角度 以司法知识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指手画脚，是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的行为，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行为。     贺卫方先生崇尚法治，视司法中立为依法治国的生命。那么贺卫方先生是不是一位超越了阶级的具有人文情怀的圣人呢？不是那么一回事。贺卫方先生致重庆法学界 的一封公开信，明明是谈论法制的问题，可是他偏偏谈政治问题，贺卫方先生说在重庆「这座城市里却发生了很多事情，令人恍然有时光 倒流、文革重演之感，法治的理想正在沦丧」。在贺卫方先生看来，文革是无法无天的时代，他为什么对于文革会有这种认识呢？     贺卫方先生说，「促成我写这封公开信的另一个因素是，重庆是我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的所在地，是我魂牵梦萦的一座城市。一九七八年，经历了『八千里路云和 月』，在歌乐山下的这座校园里，自己开始了此后的法学生涯。当年上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们也刚刚从『十年浩劫』中备受压制的状态 里回到校园，谈起文革期间无法无天、生灵涂炭的一幕幕，一些老师不禁泪洒讲坛。其实，我们这些学生也都是文革的亲历者，所以每个 人都是何等地珍惜法学这门专业。我们憧憬着祖国法治建设的前景，盼望着能够早日投身到这桩伟大的事业中，为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作 出贡献，并下定决心，绝不让文革悲剧在这片土地上重演。」     贺卫方先生的表白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贺卫方先生对于在文革中备受压制的反动精英们予以深深的同情，那些反动精英们的眼泪激发了贺卫方先生参与祖国的法治 建设的人文情怀。贺卫方先生为什么不问一问究竟是谁压制了他的老师呢？有些人专门与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为敌，受到无产 阶级专政的压制一点也不冤 ，但是在文革中很多人其实就是受到了今天高喊依法治国的口号的人的压制。那些高喊依法治国 的人，过去压制死老虎黑五类，欺负没权没势的知识分子，今天反过来压制弱势群体，用金钱名誉喂饱曾经被自己踩在脚下的读书人，一 些读书人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做了为虎作伥的反动精英。     文革是文化的革命，文革只触及人们的灵魂，不伤及人的肉体，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些都写在文革宪章十六条里。文革中的武斗是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转移斗 争方向挑斗起来的，目的是让群众斗群众，以达到保护走资派的目的。文革是文化的革命，文革借助群众的力量清除共产党内的反动官 僚，建立大众政治的民主文化。阶级的存在是客观的，是无法超越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矛盾不是贺卫方先生的司法中立 所能解决得了的。看看今天权贵欺压劳动人民，反动精英为虎作伥丧失人性，这些社会矛盾不是阶级斗争是什么？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类要想解放，要想争得自由，就必须建立新的文化，这种新的文化和传统的剥削阶级的文化是有根本区别的。社会的阶级斗争，必然 反映到党内的政治斗争，其政治斗争表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所以党内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形式上是权力斗争， 本质上是路线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权力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路线斗争。     地主阶级的文化是通过否定奴隶主阶级的文化而来的，资产阶级的文化是通过否定地主阶级的文化而来的，无产阶级的文化也必然是通过否定资产阶级的文化而诞 生，这种否定是革命，是文化的革命，文革的伟大历史意义就在于此。     对于文革的认识，不能左右于个人利益的得失，要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来分析判断。消灭剥削，消灭压迫，从一人君主之民主，到资产阶级的小民主，从资产阶级 的小民主到全人类的大民主，这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任何人都不能阻挡，而文革恰恰探索了人类的大民主。只有像贺卫方先生那样自 私自利的人才会反对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如果贺卫方先生生在地主阶级革命时代，贺卫方先生很有可能支持奴隶主阶级反对地 主阶级。如果贺卫方先生生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贺卫方先生很有可能支持地主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贺卫方先生生在了社会主义革命时 代，贺卫方先生正在支持资产阶级而反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否定文革的结果是什么？看看当今吃人的社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回 答，贺卫方先生的司法中立无非是为了维护这个吃人的社会。     正因为贺卫方先生否定文革，所以贺卫方先生把重庆打黑的「群众来信和检举」污蔑为「社会密告」，把轰轰烈烈的卓有成效的重庆打黑行动，讥讽为是数百个『专 案组』突击工作，以『重庆速度』批量化地逮捕、起诉和审判。贺卫方先生还指责公检法「不分彼此联合办案」，「完全违反了我国宪法 和刑事诉讼法所明确规定的检察权和审判权独立的准则」。     重庆打黑，公检法究竟怎么个「不分彼此联合办案」，不清楚。但是，公检法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公检法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公检法应该是保护无 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利益的政治力量。因此，公检法本身就是一家，公检法本来就不分彼此，公检法只有司法分工的不同，公检 法是人民公安，是人民检察院，是人民法院，人民是公检法的主人 。如果公检法离开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如果公检法离开 了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支持，如果公检法没有了「群众来信和检举」的呼应，公检法必然异化为权贵和反动精英欺压老百姓的工 具。如果贺卫方先生所推崇的「审判独立、程序正义」仅仅是为了维护黑帮和权贵精英利益的法制，那么这种法制对于无产阶级和其他劳 动人民，对于弱势群体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     贺卫方先生对于打黑英雄王立军说了四句话。     贺卫方的第一句说，「对于你主导的这场雷霆万钧的运动，我颇有一些担心。一是指导思想上如果存有净化社会的观念，结果可能是危险的。人性总有某些无从改变 的特性，一个健康的社会也许只能对于某些人性的弱点采取容忍的态度。况且秩序与自由有着内在的紧张，过于重视秩序，未免偏于一 端，令自由受到减损。」     很难相信这是一位法学专家说的话，如果贺卫方先生和王立军谈司法程序问题还合乎贺卫方先生的身份，贺卫方先生大谈抽象的指导思想问题，人性问题，人性的弱 点问题，秩序和自由的问题，贺卫方先生怎么看怎么像一位思想家。在这里倒想问一问贺卫方先生，您究竟是法学专家还是思想家？难道 唱红打黑净化社会是危险的指导思想吗？ 既然要「对于某些人性的弱点采取容忍的态度」，那么您的 「审判独立、程序正义」的法治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您说「过于重视秩序，未免偏于一端，令自由受到减损。」 ，难道法治不是为了保证社会秩序而存在的吗？您说的自由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权贵精英的自由吗？难道是有钱人的自由吗？难道是黑帮强盗们的自由吗？     贺卫方的第二句说，「尽管我们都痛恨黑社会，也赞成以法律制裁这类犯罪行为，不过还是要看到，黑社会在重庆能够发展到你们喜欢声称的那种可怕程度，那一定 是我们的『白社会』出了严重问题。例如司法不彰，企业界只好依赖法外手段保证交易安全。打黑固然必要，但治本之策却是健全政府依 法行政和司法正义的相关制度。」     贺卫方先生说得是，是我们的『白社会』出了问题。您不仅仅是一位法学专家，您还是关心政治和思想的具有人文情怀的人士，您应该知道法律是谁定的。法律是 『白社会』定的，不分东方的『白社会』还是西方的『白社会』，再好的法律也要由『白社会』操控，『白社会』总不能要受制于自己定 的法律吧？什么三权分立也好，什么司法独立也好，都不能解决这个『白社会』的问题，『白社会』的问题只能借助于『白社会』之外的 群众力量才能得以解决，您被『白社会』问题所困扰，是因为您对于文革有阶级偏见。     贺卫方的第三句说，「政府用非法手段打击犯罪令人产生某种不好的感觉，那就是『以黑制黑』，强权即公理。而且，过于严厉的惩罚损害了人们的平等预期，对国 家心存怨恨的已决犯亲属以及将来出狱的人们将形成一股可怕的反社会力量。」     贺卫方先生的这第三句更不像是一位法学专家应该说的话，贺卫方先生不但思维逻辑混乱，视打击犯罪为非法，贺卫方先生还乱用资产阶级的平等概念，资 产阶级的平等概念只适用于资本，谁拥有了资本，谁就拥有了平等的权利 。黑帮分子自走上黑帮之路开始，黑帮分子就已经 失去了享受社会平等的权利，您给黑帮分子平等预期，首先资产阶级都不会同意。在丛林社会，强权即公理，在阶级社会，国家即暴力， 以国家之暴力治黑帮之暴力，就是您所说的『以黑制黑』。对于暴力难道能以您貌似平等的虚伪的人文关怀来化解吗？为什么现今社会的 黑帮势力如此猖獗您想到没有？就是因为像您这样的法学专家的话语权过于强大的缘故。贺卫方先生的话语权究竟强大到什么程度？据 说，贺卫方先生曾建议司法人员脱掉专政色彩的制服，后来法官果然穿上了法袍。     贺卫方的第四句说，「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警察权要受制于司法权；公安需要尊重司法权，要接受检察机关独立的监督和审查，要维护法院和法官的独立 性。」     贺卫方先生要求「警察权要受制于司法权」，按着贺卫方先生的逻辑，司法权又该受谁的制约呢？您要求警察权受制于司法权，又要维护司法权的独立性，难道法治 是独立于社会独立于政治的存在吗？政治与法治究竟谁大谁小？法比天大吗？     贺卫方先生末了还大发感慨重庆的唱红打黑是红色恐怖，面对红色的海洋，贺卫方先生不禁产生了复杂的联想，即山城红 旗之「满目赤色」是由唱红打黑中的死刑犯的鲜血染红的 。     五星红旗是由为了建立新中国而牺牲的烈士的鲜血染红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常识。 贺卫方先生通过侮辱五 星红旗的红色，侮辱了无数的革命烈士，通过侮辱革命烈士，贺卫方先生推翻了新中国的合法性。     贺卫方先生的依法治国究竟为谁而治？贺卫方先生为什么为山城黑帮喊冤？贺卫方先生的心究竟是红色的还是黑色的？

来源:萬里雪飄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