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红潮退尽话沧桑--马来亚共产党领袖余柱业的革命生涯和晚年反思（一）
2007.06.07
半个世纪前，20世纪50-60年代，正是东南亚共产党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还知道胡志明，武元甲这些越南共产党领导人的名字和缅共领导人德钦丹东，因为他们当时在中国报刊上常常出现。马来亚共产党和中国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但绝大多数马共领导人都不为中国人所知，原因是马共处于非常秘密的状态。马共主要领袖陈平，余柱业，方壮壁，小章和马共名义上的主席穆沙阿麦德这些名字对中国人来说是十分陌生的。
1930年，马共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成立，当时印度支那共产党领袖胡志明受共产国际派遣主持了马共成立大会。马共成立后坚持武装斗争，为马来亚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而奋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日本军队逼近马来亚时，英国殖民当局和马共妥协，从监狱中释放了数百名马来亚共产党人，由英国特种部队对他们进行游击战训练。英军撤退后，这批共产党游击队成为马来亚敌后抗战的主力，后来还和盟军特种部队136支队建立合作，成为盟军在东南亚战场的重要地方力量。为此英军在战后对马共军事领导人授予皇家勋章。值得指出的是，虽然马共也把夺取全国政权当作最终目标，但在日本法西斯面前他们是真抗战。
二次大战结束后不久，英国拒绝给与马来亚独立，同时作为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一部分，马共配合苏联的世界战略，在1948年发起反英武装斗争。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英国殖民统治结束，马来亚独立并分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后，马共在中共影响和支持下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一直到80年代，中共改弦易辙，不再支持外国共产党武装斗争为止。
这是一段中国大陆读者和听众不太熟悉的历史。我们这里要介绍的是马共重要领袖余柱业的革命生涯和晚年对革命的深刻反思。余柱业是1948至1965年马来亚共产党地下党的负责人，统一战线组织马来亚民主同盟的秘书长，主导这个同盟后期的反殖斗争。60年代上半期，当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苏加诺在印尼掌权时，余柱业在雅加达建立支部，从那里遥控马共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活动。1965年印尼共产党人发动政变被军方镇压，余柱业一度被捕，后被释放来到中国。
1969年，余柱业来到中国湖南四方山，担任马共设在那里的广播电台"马来亚革命之声"的领导和编辑工作。80年代初邓小平全面改变中共国际战略，撤销马来亚革命之声，余柱业被安排到中国湖南长沙铁道学院教英文。1989年，中共和新加坡在进行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时，余柱业的老同学，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邀请他担任新中建交的咨询工作。这也是新加坡当局向当年的政治对手发出的善意信号。余柱业接受了这个安排，并顺水推舟回到了新加坡，在吴庆瑞的安排下担任东亚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留下了珍贵的口述史料。
余柱业的革命生涯见证了共产党革命在东南亚的潮起潮落，尤其是他对中共的看法和他晚年对革命的反思，对今天经历著深刻社会转变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角度。
寒山：红潮退尽话沧桑--马来亚共产党领袖余柱业的革命生涯和晚年反思（二）
2007.06.21
我们上次节目开始介绍一个大陆读者和听众不太熟悉的马来西亚共产党领袖余柱业的生平和晚年对革命的反思。余柱业1918年出生于马来西亚一个华侨医生和中药店主家庭，30年代中期在学校中受到左翼思潮的影响，当时正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社会主义思想在各国殖民地广泛传播。
由于历史和文化渊源的关系，东南亚华人或者叫南洋华侨一向受中国大陆的影响。五四运动后以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萧军，洗星海等为代表的左翼文学艺术在马来亚有很多爱好者，苏联的革命文学翻译成中文后在这里也有很多读者。中共成立后，建立了南洋支部，以海南人为主，负责在东南亚发展组织。
在这样的时代大潮冲击下，很多在南洋的华裔青年都把摆脱英国在当地的殖民统治和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前途联系在一起。1930年共产国际派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前来马来西亚，主持马共的成立。马共成立后建立了两个外围组织，一个叫反帝大同盟，另一个叫学生联合会。这两个组织都吸收了很多华裔子弟，余柱业最初就是通过地下学联的关系接受左派影响的。但余柱业和很多由理想主义的激进学生直接转变革命家的人不同，他在受到左翼思想影响后没有紧紧跟上，放弃学业，而是希望继续深造。
1938年余柱业得到奖学金，进入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主办的莱佛士学院，毕业后在英国殖民政府的劳工部得到一份高等华人的工作和薪水。二次大战时期，余柱业并没有参加抗日斗争。抗战后他又回到了英国殖民政府的劳工部。但就在这段时间，马来亚共产党和前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展开了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余柱业心里深藏已久的真正革命热情重又被激发起来，尤其是当他读到中国左翼作家胡愈之的一篇谴责殖民地奴化思想的文章后，觉得十分内疚，好像文章所批判的正是自己这样的殖民地精英，于是他有意识地改变自己，放弃了月入200元的高薪和优裕稳定的生活，转到一个收入只及一半的保险公司书记的工作。就在这时过去的革命同志找到了他，邀请他参加革命，于是他义无反顾辞掉了工作，加入马共外围组织马来亚民主同盟，同时在一个报馆找了一个英文编辑的兼差，作为自己的公开身份，后来又和马共发生了联系。
余柱业加入马共后，他的学识，文字才能和与马来亚，新加坡地区知识界的联系受到重视，在党内的地位迅速上升。1957年他来到中国向马共国外政治局汇报工作，不久就被委任为马共在新加坡工作的负责人。当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并没有分开，同属英国殖民地。由于新加坡的英国殖民当局对马共的镇压，余柱业把马共新加坡支部建在印度尼西亚，当时印尼掌权的是亲共亲华的苏加诺，余柱业就从那里遥控新加坡的斗争。1963年余柱业担任马共南方政治局书记，用周恩来为中共地下斗争所制定的十六字方针作为马共在新加坡活动的原则，这就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1965年印尼发生反共政变，余柱业等人无法在印尼再待下去，于是辗转到了中国。1968年他受命组织马共在毛泽东亲自支持下设在湖南四方山的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对马来亚半岛和邻近地区进行宣传，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寒山：红潮退尽话沧桑--马来亚共产党领袖余柱业的革命生涯和晚年反思（三）
2007.06.28
我们上次说到马来亚共产党领袖余柱业60年代在印尼遥控新加坡地下党的活动，但1965年印尼发生反共政变后他被迫离开，辗转到了北京。余柱业当时的身份是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驻北京代表团副团长，负责和中共以及其他国家共产党和左派势力的联络工作。
当时中共要发动世界革命，所以对这些外国共产党和左派代表照顾得非常周到。余柱业他们住在外交官公寓，享受非常好的生活待遇，办事处就像一个大使馆。这个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是马来亚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对外公开活动，而真正的决策人是马共驻北京代表团，在北京也保持秘密，对外不公开。
余柱业在北京从1967年住到1969年。当时正是文革高潮，余柱业像很多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一样，认为苏联已经不再支持世界革命，提倡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而中国成了世界革命新的中心，文革就是为了加快世界革命的进程，所以他们对文革感到非常兴奋，认为文革会帮助他们自己国家的革命早日成功。文革对中国内部的意义是要防止刘少奇邓小平等走资派篡权，变成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每个人要斗私批修。这些余柱业都毫无保留地支持。
在文革的影响下，马共内部也展开了相互攻击的所谓路线斗争。在历史上，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和其他左派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华裔，包括总书记陈平和余柱业等主要领导人，他们一直在中共影响下。而马来亚本土的马来人从来没有和中国有过任何精神和思想上的联系，因此马共很难在马来人中发展成员。为了扩大党在土著居民中的影响和对外表示马共代表全体马来人民，马来亚共产党扶植了一个名叫阿麦德的马来人当马共主席，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虚衔，基本上是一个摆设。
阿麦德当时也在北京，在文革的耳濡目染下，这个一直觉得被轻视和受压制的花瓶党主席要起来造反。他串联了一些对总书记陈平不满的人印发传单四处散发，甚至和泰国缅甸等共产党在北京的代表团联络，指控陈平是修正主义，在历史上就对英国殖民政府妥协，不敢斗争，后来又退缩到马泰边境。他还控诉陈平一向故意忽视和压制马来人参加革命。阿麦德的目的是要像毛泽东打倒刘少奇那样打倒陈平取而代之。
但陈平也并非等闲之辈，他仿效毛泽东收拾党内对手的策略，四处出击，先将对手孤立，然后召开批判大会将这个企图篡权的野心家斗倒斗臭，直到定为反党分子开除出党。就这样，马共党内一幕文革闹剧草草收场。阿麦德幸亏是在中国，被开除出党后中共要利用他的马来语才能，把他安排到外语学院任教，身份由外国党同志转成外侨。如果是在陈平属下的马共根据地，这个不识时务的野心家很可能会不得善终。
寒山：红潮退尽话沧桑--马来亚共产党领袖余柱业的革命生涯和晚年反思（四）
2007.07.05
我们前几次节目中介绍了马共领袖之一的余柱业来到中国的经过和中共文革对马共内部权力斗争的影响。1968年，为了加强对东南亚国家的宣传，迎接世界革命的早日到来，毛泽东批准在中国建立一个以马来半岛和新加坡为重点的电台，名为"马来亚革命之声"，用华语，英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广播。这个电台的地址选在湖南四方山岳桥。余柱业也离开北京前往四方山，担任马共电台党委委员，华文部主任。
余柱业在"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工作的时间从1968年到1981年，正好是中共文化大革命从高潮进入困境，文革真相逐渐暴露的时候。在这段时间里，尽管电台办得有声有色，其慷慨激昂的宣传不但吸引了东南亚很多对现实不满的青年，而且也在中国两广，云南和海南岛等地的青年中产生了影响，一些人（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甚至离开中国参加东南亚的武装斗争。但也是在这段时间里，余柱业和马共党内的其他领导人从各个方面了解到文革中党内斗争的残酷和社会生活的黑暗，对中共的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幻灭，从而对在中共影响和支持下发展起来的马来亚革命的前途产生了悲观和怀疑。
但对余柱业来说，中共在毛泽东死后变化在思想上产生的冲击更大。1980年，邓小平改变了中共世界战略，为了和东南亚国家改善关系，对外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结构和活动采取所谓"一刀切"的政策，不再给与支持。邓小平亲自召见马共总书记陈平，宣布中共要限期撤销"马来亚革命之声"，原马共成员回马来西亚打游击，愿意留在中国的也可以，但不能从事政治活动。余柱业留在了中国，中共把他就近安排到长沙铁道学院教授英文。余柱业一到长沙就和马共实际上脱离了组织关系，从此没有再过组织生活。余柱业在长沙铁道学院从1981年工作到1989年，这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天翻地覆的时刻。在这段时间里，余柱业逐步恢复了一个善于思考的知识分子的本色，对自己一生的经历，对马共革命、对中共革命都有了一些深入的思考。
1989年12月，余柱业面临人生一个重大选择。当时中共和新加坡就建立外交关系在进行谈判，他的老同学，担任新加坡政府副总理的吴庆瑞博士通过中共方面找到他，请他为新加坡提供建交谈判的咨询。吴庆瑞还表示愿意帮助余柱业在中国长大的两个女儿回新加坡生活和工作。吴庆瑞的这个邀请代表了新加坡政府的一个政治姿态，向前政治对手伸出橄榄枝。吴庆瑞还热情劝说余柱业也回新加坡安渡晚年，表示新加坡政府会撤销有关不准他回国的禁令。
要不要接受这个邀请，对于余柱业来说显然超出了晚年生活安排的意义。他一辈子和新加坡政府作斗争，现在国际共运大势已去，事实证明马共的事业已经失败，而新加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却蒸蒸日上，政治稳定非常稳定。两相对比，是非一目了然。余柱业就此事向马共总书记陈平请示。陈平当时虽然人还在马泰边境的游击区，但也看到国际共运的全盘失败，开始计划和马来西亚政府谈判，准备下山。因此他对余柱业的请示没有表态。在这个情况下，余柱业冒著被骂为"叛徒"的风险接受邀请，回到新加坡。之后，他担任东亚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一直到1995年去世。
那么，一生献给革命的余柱业晚年对革命有些什么思考呢？我们在下一次时间中再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