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最后一位舞者 Mao's Last Dancer

毛泽东时代的最后舞者 (电影) From Wikipedia 毛泽东时代的最后舞者（Mao's Last Dancer）根据李存信的自传《毛泽东时代的最后舞者》拍摄，耗资二千五百万美元，分别在中国北京、美国休斯顿和澳洲悉尼三地拍摄。2009年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首映，导演是布鲁斯·贝尔斯福德。影片中扮演李存信的曹驰，是他在北京舞蹈学院的学弟，现在是英国伯明罕皇家芭蕾舞团的首席舞者。 故事 1981年，中国芭蕾舞演员李存信的一个决定惊动了美中领导人。影片男主角李存信解释他为甚么要留在美国跳舞。他说，在美国我可以跳得更好，因为我觉得更自由。这也正是电影的主题：＂在你飞起来之前，你得先有自由＂（Before you can fly, you have to be free.） 不过这种决定在1981年却被解读为叛逃。当年李存信被休斯顿芭蕾舞团邀请到美国进修三个月，却在回国前几天决定留下，并与一名跳芭蕾舞的美国女子结婚。更因此在驻休斯顿的中国领事馆被四名大汉抓起来，拘留了21小时。虽然后来经过当时美国副总统老布什和邓小平交涉，李存信得以留在美国，但中国领事馆官员告诉他："中国政府现在允许你留在美国，我很遗憾中国失去了一个儿子，可是你现在只剩下自己，失去了祖国，失去了人民，你再也不能回去了。" 在影片中饰演李存信母亲的是陈冲，她放下美艳的形像扮演山东乡下一名贫穷的农妇，后来有机会到美国探望儿子，在芭蕾舞表演结束时与儿子在台上非常戏剧化的重逢。陈冲说她很了解李存信的感觉，因为当年她在红遍中国的时候到美国好莱坞发展，也被国人视为背叛。陈冲说："我当时是受全国人民爱戴的一个女孩子，他觉得你跑到美国去，只要你跑就是一种背叛。" 影片剧终是李存信带着美籍妻子回到乡下为乡亲和启蒙舞蹈老师跳舞，显然事情已经时过境迁。 影片不能在中国放映 不过这部影片却仍然不能在中国放映。陈冲说，一是因为这部片子中国只是"协拍"不是"合拍"，所以不可能在中国上演，但也是因为有政治的敏感性。她说："肯定是因为政治的敏感嘛，虽然大部分人现在看电影不会往这个方面去想，因为它只是一个讲人情的故事。但是里面江青又出面、文革啊、再加上敏感的题材，当年这件事情是很敏感的。今天的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中国，但毕竟还是可能有一些敏感。" 参看     李存信 http://www.licunxin.com/index.htm 来源     电影《毛时代最后的舞者》美国上映 http://goo.gl/aDqcN

中智移民:EB-5的安全性取决于项目的盈利能力

近年来，美国投资移民EB-5受到很多有识之士的普遍关注。中智移民专家Lisa表示，随着 美国次货危机的产生，美国经济的发展受到影响，政府也在不断的放宽美国投资移民的政策和增加配额，希望吸引更多的国外资金来为美 国经济的发展助力，这也意味着EB-5美国投资移民的申请会更加方便和快速。 　　中国大陆最快速的投资移民永久绿卡 　　目前，美国移民市场申请人多数选择的是B类“地区中心”的投资方案。因为这类方案无论是申请时间还是成功率都是在美国各移民 种类中最优先。因此，也被称为“移民美国的快速通道”。一般而言，符合资格的申请人可在资料备齐送件后的三个月内 ， 即可获知其申请是否被美国移民局批准，并于六至八个月内 从广州领馆获发有条件的移民签证（有条件限制绿卡 ）, 客户即可带领全家登陆美国。但有条件绿卡属于临时绿卡，有效期为2年。 　　在2年届满前的3个月 ，必须向USCIS提出I-829去除条件的申请 。USCIS在审核申请 人资金是否全部投资，是否创造了规定的就业机会 后，将解除其签证附加条件并签发永久绿卡。除此以外，两种绿卡的持 有人享有同样的权利和福利。只要投资人的投资额达到“EB-5”的规定，则投资人及其配偶和未满21岁的未婚儿女均可同时申请移 民。 　　近日中智移民就成功为两年前的客户冯女士,办理了EB-5类投资移民条件绿卡解除而取得永久绿卡的申请,由于两年前中智为她 选择的项目一直很健康地在运作,整个去除条件的申请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不得不承认这是个大快人心的信息，这在全国 是最快速的一例 。” 　　政府参与项目可靠性高，审批速度快 　　中智移民专家Lisa预测，2009年，美国区域中心投资移民项目仍然会是当下移民市场倍受关注的焦点之一。因此，那些政策 稳定、投资安全系数高的项目将受到申请人的青睐。如刚刚结束的加州时代华纳的项目，由于借款企业时代华纳企业资信较优，再加上州 政府的大力扶植，因此参与此项目的大多数申请人从递交申请至最终获签只用了3-4月的时间。中智近期推出的宾州UPMC匹兹堡大 学附设医学中心的投资移民项目，借款人是当地非营利高级医疗系统事业也是全美最高声望的医疗中心之一，其总部设于宾州比兹堡市。 借款人将利用此笔贷款做为其收购医疗中心用地、医院兴建、添购医疗机器设备和初期营运金之用，有了这样的政府参与背景更增加了项 目的可靠性，移民局审批速度及成功率也会提高。 　　中智移民层层把关，推荐最适合您的移民项目 　　那么如何来考察一个投资移民项目的好坏呢？Lisa说，一般来说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是否有政府的批文核准的Regional Center项目？是的话投资了50万美金才可以办理移民。项目方 是否有完整的项目规划，过去是否有操作投资移民项目的经验，最终还款的情况怎么样？    2. 该项目是否正在运作，或者有完整详细的规划并将付诸实施？ 这样两年之后才能完成办理移民的各种手续，要 是项目是一纸空文，两年中并没有运作起来，那申请人的移民身份就很难得到保障。    3. 该项目是否有良好的盈利能力，未来几年的持续盈利能力如何？盈利能力好，才能在5年后还款 。 　　LISA同时表示，目前美国移民市场上地区中心投资项目很多，其中不乏鱼目混珠之类，因此，作为一个合格的移民机构，不仅要 为申请人一家实现移民梦想，也要为申请人甄选出优质项目，为申请人的资金安全严格把关。 　　关于更多美国投资移民项目的咨询，欢迎致电中智移民： 　　Lisa：021-64868282*285、021-54247274、13788963123*6285； 　　秦川：021-64868282*221、021-54249880。

来源:《中智出国》

蒋汝勤：力拓案件折射出什么

力拓案件折射出什么？
　　◎蒋汝勤
　　7月初以来，力拓案件在各媒体高频率曝光。不论此案将在国内外舆论和澳方“高度关注”下以何种罪名起诉和审判，从力拓电脑中起获的我国钢铁行业大量情报数据及其对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造成的巨大损害事实明摆着——这些涉案的经济间谍6年来拉拢收买、刺探情报、各个击破、巧取豪夺，迫使中国钢企在近乎讹诈的进口铁矿石价格上多付出7000多亿元人民币的沉重代价，相当于全国钢铁行业同期利润总和的一倍多！这7000多亿元是个什么概念？2008年，经济发达的江苏省财政收入为2731亿元(仅次于广东位居全国第二)，这7000多亿元就得让7000多万江苏人民白白干上两年半！它甚至超过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大直辖市加上辽宁省人民辛劳一年创造的财政收入的总和！它等于从全国人民每人头上剥夺了500多元的消费额！它还意味着中国给这些经济间谍的雇主无偿赠送了1000多亿美元约占澳大利亚10%的GDP!它还造成了我国经济支柱产业钢铁业屡创新高的全行业亏损的严重后果！
　　早在1997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决定》精辟地指出：“革命战争年代，保密就是保生存、保胜利；和平建设时期，保密就是保安全、保发展。新形势下的保密工作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关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如果对此缺乏认识，就会在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中误大事，吃大亏。”力拓案件令人痛定思痛。我们应从“保安全、保发展”的战略思维的宏观层面建言些什么呢？又该从具体落实的操作层面反思些什么呢？

　　一、经济保密已成“短板”，亟需加快构建完整高效的保密安全法规体系
　　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和巩固新中国政权斗争中形成的保密传统，一直侧重于“保生存、保胜利”的政治秘密、军事秘密和外交秘密。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保密法》明确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列入了国家秘密的保护范围，中央《决定》又专门要求“有效保护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国家秘密”，中央和国家机关也陆续制发了一些经济领域具体保密范围规定等规章制度。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思想认识上经济保密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摆上应有的位置，实际工作中也没有进一步明确法定主体、职责权限和资源投入，保密重心并没有随着整个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保安全、保发展”上来。特别是有关经济主管部门经机构改革陆续转变职能成为行业协会，对国有骨干企业的行政调控干预手段逐步弱化；国企改制后一味向“经济动物”转化；新组建的国资委主要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的监管职能，主管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而人手普遍紧缺的保密部门只能集中精力专注于党政机关和军工科研生产等重点涉密单位，对国企的经济保密根本无暇顾及。由此，国企经济保密主体缺位，客观上成了几不管的真空地带。加之国门初开，我们作为“礼仪之邦”热情待客疏于防范，对自己的重要事项又缺乏保密价值的科学评估，不懂、不会也不善保密，以致国外早已知悉根本无需保密的事项对内保得煞有介事，而真正关系到行业和国家经济安全的极有价值的涉密信息却对外门户洞开，唾手可得。根据“木桶定律”，如此纸上谈兵、放任自流的经济保密已近乎无密可保，成为我国保密体系的明显“短板”，疏漏所在，肥水外流，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遭到损害实难避免。
　　因此，必须从顶层设计上重新审视、缜密规划我国保密法规体系建设，真正构建以根本大法《宪法》为龙头，以专门法《保密法》及其《实施办法》和《国家安全法》为主干，以各行业与领域《保密规定》和《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规定》等规章为细节，以《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公务员法》、《党纪处分条例》和新出台《反经济间谍法》等为制裁依据的完整高效的经济保密安全法规体系，出台或修订有关外商管理法律法规，实行外商代理人(机构)注册、审查、监管制度，通过立法严格约束日益猖獗的境外利益集团情报窃密活动，并加大制裁力度。而当前正在进行的修订《保密法》及《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工作，不仅要顺应信息公开时代潮流，努力消除定密标准笼统宽泛、涵义模糊、难以操作的积弊，缩小保密范围，精确保密要点，提高定密层级，实行定密责任人制度，防止滥用定密权，更要顺应世界各大国加强情报窃密与反间谍工作和保密法规政策趋向严厉的现实需要，明晰规定国有企事业单位及其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国资委和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对经济保密工作的应尽义务、职能权限和法律责任，并予以相应的机构、资金、技术、人才配置等资源保障，确实做到缩小范围和加大力度并重，该放则放，该保全保，越是开放，越要保密，对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商业秘密和情报信息提供全方位、高强度的保护，真正把“保安全、保发展”落到实处。

　　二、国企自身“内鬼”频出，亟需严格对大型国企高层的保密监管
　　外患易除，内鬼难防。极少数人贪渎无耻，人格沦丧，价值观扭曲，民族自尊心和国家责任感荡然无存。而位高权重的国企高管一旦沦为“内鬼”，将会给国家带来极大的危害。这些年，企业放权搞活、政府机构改革、国退民进、国企改制……固然都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是决不能因此放任国企高层借机腐败卖国，里应外合，“量中华之物力，结外国之欢心”，肥一己之私囊！力拓案中洋买办胡士泰和国内一些大型钢企高层内外勾结坑害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与前不久曝出的商务部条法司司长郭京毅案、稀有金属出口风波等具体手法虽有不同，但性质如出一辙，表明这些不只是个案，而是冰山一角，如不及时查办，势必祸国殃民，家底掏空，积重难返。此为盛世危言但绝非危言耸听！从近几年已经披露的相关案情看，谁敢设想，各行各业还潜伏着多少类似的案件？谁能统计，已经和还将付出多少个7000亿的惨重损失？更加危险的是，这些汉奸“内鬼”在高进低出贵买贱卖、为外商对中国行业龙头实行斩首式并购大开方便之门捞取不义之财的同时，往往披着经济或产业精英的外衣，打着经济全球化利益共享双方共赢的旗号，欺世惑众，名利兼收，渐渐形成了抱窝成串的蛀虫生态群落，形成了赖以生存的价值判断和利益链条，具有毁灭性的巨大能量。
　　因此，国家除了痛下决心、重典治乱、严惩内奸、清除蛀虫以外，还必须多管齐下，从体制和机制上恢复并加强对经济保密工作的长效管理，约束、规范经济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研究机构与学者接受境外企业、机构资助的课题研究，严禁涉外部门和企业工作人员在外企或驻华商业机构“变相任职”，对国企高层加强保密教育，落实保密制度，科学规范定密，确定涉密人员，签订保密承诺(合同)和竞业禁止等约束性条款，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国企经营层实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经济安全保密双责任制监督考核和奖惩任免，以切实维护国有资产出资人的权益并保障国有经济安全健康运行。要结合贯彻中纪委关于国企领导成员廉洁自律的禁令，加快建立健全国企高层财产公开与子女亲属就业申报制度和道德诚信征信系统，凡财产明显和合法收入不符者必须受到调查审计，凡亲属子女到可能对正常履行公职产生重大利害影响的外企和代理机构工作的都应主动或责成回避，凡有吃里扒外等不良行为者将被及时记录在案，并将终身影响其行业与社会价值评判，在生产、经营、借贷、交易和应聘、升职等各方面均受到质疑和限制，直至名声扫地无法立足，为泄密或出卖经济情报付出风险、成本远远高于收益的惨重代价，以儆效尤。

　　三、政府部门各自为阵，亟需加强沟通协调形成保障经济安全的国家意志和强制力量
　　保密管理是一项防范性工作，与其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特别是当我国的经济规模很快就要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重要支柱行业经济情报的安全就愈加重要，与国家安全利益和老百姓的关系就愈加紧密，某种程度上比一般的国防、外交秘密对国民的社会影响还要大。如铁矿石的进口价格暴涨，势必带动所有以钢材为基础性原料如汽车、家电、房产甚至厨具等广大关联行业的产品涨价而让全体国民埋单。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企业竞争，往往又超越了普通商业范畴，成为涉及外交、政治、法律、科技乃至文化等领域国与国之间综合实力的全方位竞争，仅仅依靠企业目前普遍薄弱的保密能力单打独斗将不堪一击。因此，必须充分认清经济保密能力是构成国家综合竞争实力的重要基石，借鉴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动用政府强力部门保驾护航，规范竞争秩序，提供公正环境，消除比赛障碍。
　　国资委、商务部与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应在各自法定职权范围内，加强对所属重点企业经济保密工作的行政干预。主要是：从专业角度做好保密宣传教育和督促指导工作，准确界定本行业国家秘密，制定行业保密管理制度和标准规范，指导帮助企业采取有效措施管住管好重要经济情报、商业秘密和国家秘密，监督检查企业执行保密制度和标准规范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并将经济保密工作纳入绩效考核内容， 厉行问责追究。
　　公安、安全、检察机关和法院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对企业要求介入调查和通过其他渠道发现的经济间谍窃密案件，尽快侦破，尽快审判，尽快绳之以法，尽快挽回损失。要像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那样保持高度的保密反谍警惕性，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格执法，课以重罚，并公开曝光。例如一些西方国家在对待华裔学者和中国留学生“间谍案”问题上，坚持国家安全和利益至高无上，宁可错抓错捕，道歉赔偿，也要严防死守，绝不掉以轻心。
　　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要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抓住发展机遇，创新工作局面。要以“保安全、保发展”为己任，贴近中心工作，提供服务保障，理直气壮地亮相前台，发挥专业优势，履行经济领域保密业务管理的牵头协调职能。随着国家对民营经济进入涉密领域准入政策的实施，经济保密工作日显主体多元、体量庞大的发展趋势，亟待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占领阵地，大有作为，否则情报窃密将愈加猖獗。对此，完全可以借用党政机关保密协作组的形式创建商业秘密保护协会，将面广量大的经济保密工作有效组织起来。要吸取众多钢企各自为阵利益分割被力拓各个击破的惨痛教训，与相关部门分工协作，紧密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要抓紧建立一支精干、专业、高效的经济保密管理队伍，借鉴税务专管运作办法对重点大型国企实行保密专管制度。只要国家肯下决心，7000多亿元可以养活多少保密干部？保密干部又将为国家减除多少经济损失？保密专干要沉到经济领域各行各业的重点大型国企中去，做企业想做而不会做或做不好的事，充分履行教育、指导、监督、检查、行政处罚、密级鉴定和移交刑事案件的职能。专管企业发生重大泄密、窃密事件的，除国企高管外，要一并严肃追究保密专干的失职、渎职责任，这样才能将保密监管关口前移，将间谍窃密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

　　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我国已进入商贸谍战的高发期，对重要经济情报和国家经济运行安全的威胁与日俱增。间谍就在身边，窃密就在眼前。面对力拓案件折射出的制度缺陷、主体缺位、监管缺失的严峻现实，我们应感到振聋发聩，是应该警醒起来做点什么了！

来源: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 金城出版社 http://www.baomi.org/

冯崇义 杨恒均:中共的命运和胡温的使命

中共的命运和胡温的使命 作者：冯崇义 杨恒均 （悉尼科技大学） 200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朝野上下都在总结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瞻望中国的前途。角度不同，见仁见智，意见分歧自是很大。执政当局的主要 着眼点是盘点“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尽管也不讳言三十年来积累的问题成堆。执政当局的自我表扬，受到左右两个方面的质疑。那些 自以为代表正统“马列主义观点”的左翼人士，怒斥“改革开放”已经在党内催生了“资产阶级司令部”、使中国共产党改变了“无产阶 级性质”，更使中国产生两极分化、“从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 通常被称为“右派”的自由主义者则在回顾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历程时，重申他们一以贯之的观点：改革开放有得有失、残缺不全。所得在于顺应时代潮流，将中国导 向对外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在经济建设方面颇有成就；所失在于执政当局受既得利益及落后观念的危害，没有推进、甚至防范和 打击政治制度方面的变革，使得专制权力严重扭曲改革的进程和结果、包括形成权钱结合、严重分配不均的“权贵资本主义”。 事实上，多年以前就有学者宣告了中国“改革的终结”，指出必须另起炉灶、开创新局。 但是，中共党魁胡锦涛提出了“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应对方针，表示“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 本文拟着重从全球共产党政权历史走向的角度，对中国执政当局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他们的因应之道，略作分析。 一、国际共运已寿终正寝 众所周知，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只不过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衍生物。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命运，首先必须认清它所附丽的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已经寿终正寝这一时代背景。人类世界在二十世纪末发生的最大事件，是惊心动魄的“苏东剧变”，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共产党政权 在1989-1991年间象多米诺骨牌一样全面倒塌。中共党国宣传机器不遗余力，试图将这一系列党国“突如其来”的解体解释为西 方的阴谋破坏和戈尔巴乔夫等人的叛卖。党国宣传机器所力图遮蔽的事实是，共产主义党国之所以解体，根本原因在于它是违反人类现代 文明的制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被历史淘汰，是因为它逆历史潮流而动。 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在二十世纪初的胜利，确是“事出有因”，诸如沙俄政权因战败而崩溃、俄国民主力量势孤力弱、政治权力出现真空、 贫穷落后的劳苦大众对公正平等的渴望、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所具备的非凡的组织能力和应变能力，等等。但是，将布尔什维克的得势 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说成是人类新文明的壮丽日出，说成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则全是弥天大谎。 中国人以及全世界诸多无辜的左翼人士被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品、包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蒙骗了几十年，只是到苏联崩溃之后才 有机会透过解密的历史去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真相。“俄国十月革命”从一开始就是背叛社会主义理想的骗局。对于布尔什维克 为巩固政权刚成立时所立即采取的恐怖措施，钦定的“红色记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轻描淡写地写下这样一行字：“取缔反革 命的出版物以及各种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反革命组织，解散资产阶级立宪会议”。 实际情形是布尔什维克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残酷地彻底摧毁了在俄国初生的独立媒体、政党政治和议会制度这些基本的现代民主元素，依靠“红色恐怖”建立 起一党专政这一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密的专制制度。布尔什维克（意为“多数派”）本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区别于俄国社会民主 党少数派“孟什维克”），给俄国人许诺的是和平、民主、自由、平等、富足等当时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共同目标。但是，当这群职业革 命家在1917年底的军事冒险中侥幸取胜之后，便以铁血手段撕毁诺言、依靠“红色恐怖”建立和巩固专制政权，特别是1918年1 月5日用武力解散了最具有现代民主象征意义的立宪会议。这届立宪会议是由布尔什维克他们自己召集的，也尽力操控，却无法在选举中 获得多数席位，因而就干脆用暴力将它灭了。 而且，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3月6日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更名为俄国共产党，以表示与具有现代民主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决裂。正是在 用暴力消灭了反对党、现代议会、独立媒体、独立社团等等必不可少的民主机制而建立起俄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时候，列宁厚颜无耻向 全世界宣告，他所建立的 “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也是与此同时，列宁给专政下了血淋淋的经典定义：“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列宁在早年投身社会主义事业之时，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用唯一可能的方法，沿着唯一正确的道路，即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 会主义革命迈出第一步。谁想不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而沿着其它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他就必然会得出一种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是荒 谬和反动的结论”。 但是，一当列宁政权在握，便立即背叛初衷、理直气壮地地走向“荒谬和反动”。关于布尔什维克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背叛，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列宁的引路人 普列汉诺夫在1918年4月所口授的遗嘱中就已十分敏锐地表达了他的绝望与无奈。与当时欧洲广大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在普列汉诺夫 的信念中，人道、公正、民主、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却与这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背道而驰。普列汉诺夫 他痛苦地看到，打着“和平”旗号的布尔什维克“反而将把俄国推入极其残酷的国内战争之中”，打着“民主”旗号的“布尔什维克在半 年不到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皇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普列汉诺夫在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辩护的同 时，尖锐地指出列宁自以为真理在握的狂热与不讲道德的堕落，指出“列宁实现了政变，把它宣布为社会主义革命，把俄国历史引向错误 的死胡同“；指出“正如血腥的革命是不发达资本主义的伴生物那样，布尔什维主义思想过去和将来始终是无产阶级不成熟，劳动者贫 穷、文化落后、觉悟低下的伴生物”；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取向的特殊策略、特殊意识形态”，因而布尔什维克崇尚 暴力和“阶级恐怖”；他预言“在列宁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将从资本家的雇工变成国家-封建主的雇工，而通过这样或那样得到土 地、必然承担起国家振兴工业全部重担的农民，将变成国家-封建主的农奴”；他还预言“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 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其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 们一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一点。既然如此，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就别无道路可 走”。普列汉诺夫要求他的遗嘱在布尔什维克掌权时不要公之于世，等到布尔什维克垮台后才交给民主政府。因为他坚信，尽管布尔什维 克会依靠俄国民众的落后取得暂时的胜利，“但迟早有一天人人都将清楚列宁思想的谬误，到那时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将像纸牌搭的小 房子那样坍塌”。 其实，二十世纪初年，技术进步和社会改良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迅速发展。当时进入“电机时代”的世界现代经济正在得到新的发展机会； 民主政治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欧美社会主义政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其它社会运动催生了取消财产和身份限制的普选制，向劳工大众的 福利倾斜的劳工立法和社会保障也初见端倪。正是在社会主义事业的“议会道路”吸引越来越多的民众并推动人类文明沿着自由民主的主 航道迅速进步的时候，列宁等人违背世界主流文明的发展趋势，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挫折，走上了暴力革命和血腥专 政的邪路。当时西方头脑清醒的社会主义领袖，包括本来支持列宁和俄国革命的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等人都与列宁分道扬镳，都认为布尔 什维克毫无限制的恐怖和专政已背离社会主义的原来目标。罗素这位逻辑学家、哲学家、同时也是当年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代表人物之 一，在1920年就依据他对社会主义的深厚知识和对苏俄社会的亲身考察，严厉批评布尔什维克所采取的“革命”手段同他们所公布的 “革命”目标完全背道而驰。他断言，布尔什维克依靠暴力、依靠少数人的专政、依靠宗教般的狂热，所建立的不是人间的天堂、而是人 间的炼狱。 罗素在1923年更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者要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理由，就是要打破少数人（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对权力和资源的垄断。而俄国布尔 什维克革命的结果，恰恰是造成程度更高的垄断，也就是将资本主义社会中分属于资本家的经济权力和政客们的政治权力统统集中到党政 官员手中，这在逻辑上简直荒唐之极，在实践中也只能带来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大的祸害。 后来的历史完全印证了普列汉诺夫和罗素等人的分析。共产主义党国给人类带来那么大的祸害，党国领袖们的狂妄和权欲当然起了很大作 用。但更加重要的是，共产主义理论和制度本身就是充满偏见的毒物，即使人们带着高尚理想和情操去实践共产主义理想和制度，仍然贻 害无穷。马克思在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理念的时候，对现代政治理论和国家学说所知不多，连广义的国家和狭义的国家之间的区别 都不甚了了。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广义的现代国家是为全体国民服务的公共权力，它管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提供公共产品、表 达国民意见、调节国民利益。因为广义的现代国家几乎完全落在马克思的视野之外，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粗疏观念完全着眼于行使政治统治 职能的狭义国家。 即使在狭义上将国家视为政治统治或阶级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也象梦呓一样虚妄。在列宁主义党国体制之下，“无产阶 级”无权建立独立的工会，连他们所就业的工矿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都与他们没缘，连罢工和示威抗议的基本权利都被剥夺了。“掌握政 权”、“管理国家”等等，纯属天方夜谭。将抽象的阶级在政治上落实为具体的人群，本就很难。让某一个“阶级”来“专政”，则根本 没有可操作性。“阶级”不可能直接掌权“专政”，必须通过政治“代理人” 来运作政治权力。在落实民主选举的国度，政治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错综复杂，政党、政派和政客五花八门，都争作全民利益的代表。在没有落实民主选举的专制国 度，政党、政客与”“阶级”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根本无从建立，“专政”的政治集团在实际政治中便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代表”某个 或某几个阶级的自我标榜，都是无稽之谈。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东西南北都无一例外地变成共产党专政和共产党领袖专 政，历史与逻辑惊人地一致。 共产党及其领袖“专政”的结果，便是罄竹难书的血腥屠戮、刑罚迫害、冤假错案、冤魂野鬼、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所有建立起这种 “专政”的国家，无一例外。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所迫害的绝不仅仅是反对这种专政的“阶级敌人”，而是包括赞同这 种专政的、成千上万的“无产阶级革命同志”，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革命吃掉自己的孩子”。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以“无产阶级 专政”的名义进行的“大清洗”，受害者达2000万人，其中相当部分是投身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同志”。除斯大林的贴身心腹外， 与列宁一起领导“十月革命”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包括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布哈林等人，几乎被全部杀光；当时在位的 6名元帅中，有4名被处决；1934年苏共17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杀害。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 政”，迫害的人更多。单少杰将毛泽东的一生总结为“先斗自家营垒外的人，斗得举目无敌；再转过身整自家营垒内的人，整得举目无 亲”，连毛泽东嫡系的 “铁哥儿们”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也未能幸免。 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总是将95%以上的人归入“人民”范畴，被划为“敌人”的只是占人口5%以下的“极少数”。于是，只要“专政的铁拳”没有落入 自己的头上，“被划入95% 的“广大人民”总是“衷心拥护”、积极参与。几十年下来，从“土改运动”打击地主富农、“镇反运动”镇压“历史反革命”、“反右运动”清除“右派”、文化 大革命清理“走资派”，轮番对“极少数”的人群实行专政。“地、富、反、坏、右”再加“走资派”，被专政的对象实际上无边无际。 按叶剑英1978年12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文化大革命中受各种不同形式“专政”和牵连的人有一亿之多。这个数 字几乎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而且很多受害者同时也是施害者。“革命”阵营内部的相互迫害和相互折腾，实在不堪回首。 除了暴力恐怖和残忍的专政，共产党政权所强加于世人的“公有制”，同样贻害无穷。列宁主义党国所实行的“党国社会主义”，是一群 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的边缘知识分子在掌权之后，依据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和他们自身的利益，依靠手中的政治权力强行建 立起来的制度。这套制度的建立过程，决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完全是倒过来由“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以揭示“短缺 经济学”名世的经济学家康尔奈深刻地指出，这一制度的内核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下来是与此相应的政治权力结构，所有制形式以 及计划经济调控机制反而只是外围，直接为政权服务。 “党国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公有制”，绝不是马克思笔下那种“自由人联合体”对生产资料的共同拥有，而是国有制（“集体所有”也只是由地方政府控制的一种 国有制形式）。这种国有制既无效率、更无公平，弊端无穷。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在噩梦中醒来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吉拉斯，非常 精辟地将“党国社会主义” 体制下的所谓“公有制”归结为“官府所有制”(Office Ownership)。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府所有制”使生产资料所有权落入“新阶级”、即在位的党政官员手中。这个“新阶级”实际控制所有生产资料， 并且从中获取利益。但是党政官员们并不是法权意义上的所有者，他们不能将“公有财产”带走或传给后代，因而他们也是最缺乏“所有 者意识”而任意浪费财产的所有者。 这种以“官府所有制”的官家经济，有强度榨取民众、建设政绩工程、优先发展国防工业等方面的优长，但总体上对现代国民经济有害无益，最终结果是普遍贫困、 民不聊生。 这种天理难容的制度，在肆虐了半个多世纪之后，终于被历史抛弃了。连继承苏共衣钵而致力于复兴共产主义事业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 席久加诺夫也认定，“苏联和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 如果说“党国社会主义”是由冒险家列宁及其追随者们依靠暴力强加于亿万斯民和依靠谎言骗人就范；那么，共产主义政权或“党国社会主义”的解体则绝对是“历 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之所以说是“历史的选择”，是因为这种体制是经过几十年充分的表现和试验之后，遭到了历史的无情淘汰； 之所以说是“人民的选择”，是因为那些国家的“人民”（党国的宣传将他们说成是“当家作主”的国家主人）在他们有机会切实行使 “选择”权利的时候，在他们走向实实在在的投票箱的时候，用他们庄严的选票与党国告别。“党国社会主义”这一粗鄙的社会主义赝 品，在诱使这么多个民族偏离人类文明的正道而走了一段长长的歧途弯路之后，终于被历史和人民抛弃了。这样一种历史转折，当然令有 识之士大喜过望。福山重提“历史的终结”，尽管有择言不慎之嫌，但他从人类政治制度这个大视野对历史作出的宏观判断无疑是正确 的。正象福山所说的那样，自由主义民主政治（liberal democracy）这一政权类型战胜了中世纪的君王专制政治而将人类历史带进了现代。在二十世纪，这一政权形态受到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政治势 力的严峻挑战。但是，法西斯主义昙花一现就失败了，共产主义政权在呼风唤雨几十年之后也自行瓦解，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被证明是经得 起历史考验的最佳选择。 二、中共在存亡绝继之秋的出路与抉择 用“土崩瓦解”一词来概括1989-1991年间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风驰电掣般的解体，再也恰当不过了。但是，全球共产主义的崩 溃与转型，却是一个拖泥带水的历史过程。整个人类进入了“后共产主义时代”，但“后共产主义时代”仍然有共产主义政权残存下来。 实际上，全球的共产主义政权在这场“剧变”中的命运可大致分为三类。最大的一类是原苏联及其卫星国，共产主义党国体制迅速解体并 向宪政民主转型，尽管转型的顺利程度和成功程度参差不齐；第二类是北朝鲜和古巴，风雨飘摇却面貌依旧；第三类是中国、越南与老 挝，在思想上丧魂落魄和政治上维护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条件下实行市场化经济改革和卷入全球化进程的对外开放。 中国、越南、老挝、北朝鲜和古巴这五个共产党政权能够在大风大浪中幸存下来，有其各自特殊的情由，但至少也有两大共性 。 第一，这些国家在原来的共产主义阵营中最为落后，特别是在政治发展方面。这些国家缺的是民主协商、和解共赢的传统，有的是从白骨 堆里爬滚过来的草寇英雄的乖戾血脉，其统治集团为保持政权而随意动用军警镇压民众，宁可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其蒙昧、落后和野蛮 程度，其不讲人道的“镇压意志”，与当时苏联东欧领导集团不可同日而语。第二，这些国家共产党政权的建立，都经历了长期农民革命 战争而留下了特别崇拜国家暴力、权威主义人格特别普遍、现代公民意识特别稀缺 等落后传统。就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形而 言，中国的共产党政权能够躲过此劫，其机缘之阴差阳错，令历史学家们叹为观止。1989年波澜壮阔的“北京之春”，发生在全球共 产主义崩溃的历史大潮到来之前，共产主义政权的转型这种历史任务，尚在人们的视野和想象之外；当共产主义崩溃的浪潮席卷全球之 时，中国朝野上下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已在“六四风波”及随后的大清洗中损失殆尽，再也未能对党国体制形成有效的挑战。 那么，中共政权作为“后共产主义时代”全球最主要的共产主义政权，将何去何从？应该说，中共政权意外获得的稳定，不仅使中共很多 庙堂中人产生了新的幻想，甚至也给西方“中国学”界带来了诸多困惑。近年来西方“中国学”界出现的走势是，赞同中国即将崩 溃这一观点的人在减少，赞同中国即将民主化这一观点的人也在减少，而认为中共政权将继续生存下去这一观点的人则在增加。 当前中共政权的格局，在某种意义上可与晚清一比。当年满清政权从“鸦片战争”时起就已经命若悬丝，但它此后负隅顽抗、苟延残喘， 也还拖了半个世纪才被推翻。在苟延残喘的这段时间内，满清政府只是在掌权这一点上决不让步，其它方面都颇具弹性地逐步放开和调 适，包括以“洋务运动”来推进经济现代化和国家富强，以开办新学校、派遣留学生、允许民间出版自由 和宗教自由等方 式来发展现代文化。满清政府甚至于也沿着政治民主化的方向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政治改革，可惜它为保守慈禧集团的权力而扼杀了维新派 发起的“戊戌变法”，后来的“立宪运动”也因为不愿削弱最高统治权以及满洲王公贵族的特权而被革命运动所淹没。只要中共统治集团 作出与满清保守集团同样的选择，中共政权当然可以重复满清政权的路。中共政权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残酷而有效地摧残民 主力量，直到它无可奈何花落去，在表面得“稳定”中逐步溃败 。 但是，满清的路并不是中共政权的唯一选择，特别是对中共党内的健康力量而言。朝野上下体制内外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日益认清中共 党国体制的绝境而争取宪政民主的出路。依照比较政治学的政权分类，当今中共党国体制属于后极权主义政权 。后极权主 义政权是极权主义政权自身疲软的结果。极权社会何时向后极权社会转化，学界也并无定说。因为极权社会是人治的社会，因而其重大变 化往往依赖生物规律起作用、也就是卡里斯玛领袖的消失这一因素。大体说来，苏联东欧向后极权社会转化的起点是1953年斯大林之 死，中国向后极权社会转化的起点则是毛泽东死后两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果说其它社会形态或政权形态是人们有意识地建立起 来，后极权社会则只不过是极权社会的一种蜕变。它是极权主义统治发生了信仰崩溃、功能衰退等重大变化而不再有能力严格实行权主义 统治、从而使社会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极权社会。但是，这种政权或社会在权力结构和价值认知等方面同极权社会又具有明显的延续性， 因而无法归入别种社会政权类型或社会形态。这种延续性使它与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社会区别开来、尽管它 与威权主义社会有一些相似之处。根据林兹和史蒂番的分析，随着极权社会向后极权社会的转化，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出现了多元 化，但是政治上的一元化即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仍然维持不变；党国依旧奉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思想，但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早已 破灭，对马列主义的真诚信念也已基本上为实用主义的精打细算所代替；领导层和一般官民人等都对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失去了热情，口头 上依旧宣称“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各级干部多是机会主义的利禄之徒；最高领导的权力受到限制，技术官僚开始进入最高领导层。 按照林兹和史蒂番的分析框架，后极权主义政权与极权主义政权在稳定性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别。极权主义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 子系统之间相当自洽，因而具有较为稳定的结构。后极权主义政权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多元化，因而具备流 质易变的特征。基于这种判断，林兹和史蒂番将后极权主义政权细分为以“早期极权主义政权”（主要特征是最高领袖的权力受到一定限 制而不能为所欲为）、“冻结性（frozen）后极权主义政权”(主要特征是公民社会开始冒头)、“成熟后极权主义政权”（除了 “党的领导地位不容挑战”这一天条之外其余方面都已变得面目全非）。后极权主义政权到成熟期，也就意味随时可能瓜熟蒂落而向民主 制度转型。 徐贲甚至认为，将当前的中共政权界定为“新极权主义”政权更为准确。他的主要理由是， “六四事件”和“苏东剧变”之后，中共政权为延长寿命而采取了其它后极权主义政权所没有的一系列新举措，特别是一方面在政 治上向极权主义倒退、一方面在经济和文化上采用实用主义灵活策略 。 邓小平主义党国居然与资本主义经济杂交，这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共产主义党国的原型是列宁主义党国，其本质特征是由共产党实 行一党专政、全面垄断国家政权和社会资源。列宁主义党国有多个变种，包括我们所熟悉的斯大林主义党国、毛泽东主义党国和邓小平主 义党国。比起列宁主义党国原型来，斯大林主义党国窒息了派系论争而强化了暴力恐怖、淡化集体领导而强化了个人崇拜、淡化大众参与 而依靠秘密警察将党机器变成了绞肉机、淡化了国际主义色彩而强化了民族主义狂热（“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毛泽东主义党国在全面 继承斯大林主义党国体制的基础上，再加上中国专制主义的土特产，强化了党国“运动群众”和社会动员的能力而不断地依靠大规模的 “群众运动”来实现党国的政治目标、通过严密的基层党组织、严密的“单位制度”和严酷的身份制度来强化对全民的控制、强化了依靠 诛心术和精神行刑队而施行的文化专制和愚民洗脑。从全球政权类型和谱系的角度说，中国人现在生存于其中的邓小平主义党国，依旧是 一种后极权主义党国体制。邓小平主义党国，特别是1992年取消了“姓资姓社”的争论而大踏步走向“市场经济”之后的邓小平主义 党国，其突出的特色在于挂着“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招牌、在共产党领导下明目张胆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将资本主义嵌入共产主 义党国体制之中。用经济学家吴敬琏的概念，这是由政治权贵操控资本的“权贵资本主义”。当今中国共产党政权与资本主义经济 之间的杂交与淫乱，是千古奇观，已远远超出任何正常的思想家的想象 。 世人皆知，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共产党与资本主义两者本不兼容，共产党的宗旨是消灭 资本主义。共产党与资本主义并存于中国，逻辑上的解释是，如果共产党是真的，资本主义就是假的；反之，如果资本主义是真的，那么 共产党就是假的。实际情形要比逻辑复杂，中国共产党政权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杂交，使两者都半真办假。从私人产权的确立、市场交 易的正常化、企业在竞争中争取利润最大化等方面来说，中国的资本主义是真的；而从法治的缺失、官场大于市场、党政行政垄断妨碍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资本家必须依赖于政治权贵才能生存发展等方面说，中国的资本主义又是假的。从实施一党专政、垄断政 权、剥夺公民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基本人权这些方面说，中共是货真价实的共产主义政党。从共产党本应坚持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代表 产业无产阶级利益、致力于消灭私有制及资本主义等角度说，中共又是早已丧失了共产主义价值理念的假共产主义政党。世人对中国的假 冒伪劣深恶痛绝，但吊诡之处在于，正是中共领导集团对共产主义信念的抛弃和对共产主义宗旨的背叛，也就是中共假的一面创造 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取得了三十年间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大约百分之十的奇迹 。但是，以这样的观念和制度为基础的 经济发展，也带来了触目惊心的社会弊端，诸如腐败堕落、两极分化、弄虚作假、环境破坏 等等。 可以毫无夸张地说，邓小平主义党国是将列宁主义党国和资本主义经济结合起来的畸形怪胎，实际上是将列宁主义党国寄生在资本主义经 济的肌体上苟延残喘。由于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和自身利益等方面的严重局限，邓小平将列宁主义党国奉为神明。但是邓小平同时也知 道，不采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国经济就无法发展起来，日益贫困的中国人民就会将中共政权推翻。因而，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的同时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当然清楚，既然共产党的宗旨是消灭资本主义，那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来发展资本 主义，在理论上根本不能自圆其说。邓小平无法以理服人，因而他的招数是“不争论”、耍无赖，以此来避免“正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这样一来，邓小平主义党国的基本景观便是断裂的思想、断裂的政治、断裂的经济、断裂的社会。 当代中国社会已断裂到何种程度？按照社会学家陆学艺等人比较权威的研究成果，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 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可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10个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 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按照更加激进的观点，“三十年后这场大抢劫和大掠夺的结果和阵营已然泾渭分明，中国产生了两个世界。一个是掌握着全国百分之九十财产的五百高干家族，和围 绕着他们为他们服务的，占着中国人口百分之十左右的官僚、工商业者、教师、医生、律师。另一个是失去了公有制利益的，在大抢劫中 由于无权、无地位、无知识而被挤压到赤贫地位的占着中国人口至少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下岗工人、被暴力拆迁的居民、城市民工、 农民和失去土地的农民、煤矿工人、上访冤民等等新群体。”   在当前中国由权贵集团支配的权力框架和利益格局之下，基本局势可以概括为四个“左右”：权贵集团左右逢源、弱势群体左右遭 殃、中间阶层左右摇摆、最高当局左右为难 。何清涟、秦晖、孙立平等人的研究表明，在改革以来的左支右绌一放一收过程 中，向左限制自由，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向右砍福利，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向左强化国家权力，则个人权利受侵夺而公 共服务并没有增加；向右削减公共产品，则政府公共职能减弱而公民的个人权益并没有增进。向左收紧行政控制，则公民私产受侵犯而公 共财富并没有增加；向右放开市场化，则公共资产迅速流失而普通民众的私产未必得到保护或增进。永远得利的是权贵集团。增强政府权 力，权贵集团的权势便进一步增强；加速市场化和私有化，权贵集团便利用权势破坏市场规则牟取暴利。 很显然，只有通过宪政改革打破现存权力框架和利益格局，才有可能有全民“小康”与“和谐社会”。在权贵资本集团的操控之下，“改革”只能蜕变为“少 数人瓜分公共资源的狂欢盛宴 ”。 这样一个断裂社会没有可持续性，按照邓小平、江泽民等人的路线进行发财护党的“改革”，不但不能解决中国的深层次问题，而是不断 加深这些问题。当初被邓小平暂时搁置起来的种种问题和矛盾都更加深化了，而且日益以恶性方式表现出来，已到了民怨沸腾的程度，邓 小平主义党国的可持续性已走到尽头。新、老左派将种种问题和矛盾的根源归结为中共的“改革开放”，病因找错了，当然开不出正确的 药方。他们以“万言书”、公开信及其它方式发表的政论与政策建议，在两个方面对中共领导集团及部分民众颇有震撼力。一个方面是对 黑暗现实的揭露，另一个方面是对社会主义一些价值理想的呼吁。但是，他们想要还原到“正统”的社会主义中去，半是坑人坑己、半是 痴人说梦。 斯大林时代和毛泽东时代的“正统”社会主义是残忍无道而被历史抛弃的人间地狱，这是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在那些时代成型而为当今左派们津津 乐道的党国中央集权与马列原教旨主义等等，正是通向地狱之途。 我们知道，中国第一共和的缔造者孙中山昭示后人的一则著名题词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 中共党内自由主义领袖李慎之在 1999年那篇足资传世的雄文中引述孙中山这一题词，明白无误地将全球化、市场化和民主化 归 结为当代世界的三大潮流。他说：“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权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邓小平已经走出了决定性的两步，再走一两步，改革的大业应该可以基本完成了。” 中国这三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成果，正是因为推行改革（市场化）开放（全球化），顺应了全球化和市场化这两大世界潮流；而当今中国问题成堆、矛盾重 重、危机四伏，也正是因为抗拒民主化这一世界潮流，使中国在体制摩擦中自我折腾，使中国的进一步发展遇到体制障碍。中共维护党国 体制，毫无疑问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正如克林顿1997年10月29日在记者招待会当着江泽民的面所说的那样，以江泽民为 “核心”的中共当局“站在历史错误一边” 。 当今中共当局唯一明智的选择是在一再拖延严重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急起直追,尽早理顺体制,完成中华民族实现宪政民主的大业,也使中共在这种政治大转型 中获得新生。 三、胡温扭转乾坤的机会稍纵即逝 人类历史事变只有概率和趋势，而没有“必然规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起决定性作用的人这一变量具有不确定性。近代以来中国国运 不佳，处于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总是为中国作出最坏的选择。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出现三条道路的较量，即“民主党派”所代表的自 由民主主义道路、国民党所代表的威权主义道路、共产党所代表的极权主义道路。结果蒋介石和毛泽东这两个迷信武力和暴力的领袖将大 多数中国民众及宪政妥协方案撂在一旁，拿几百万人命到战场上决定胜负，决出了极权主义的结局。半个世纪之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出现通过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而回归自由民主主义人类文明正道的机遇，但是，由“太上皇” 邓小平掌控的中共选择了走回头路，清洗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而维持一党专政，与全球的民主化大潮背道而驰。历史已经最清楚不过地昭示，坚持一党专政是中华民 族的死路，走向宪政民主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历史的发展，既将宪政民主改革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也为完成这一任务准备好了经 济、文化和民意等方面的条件。有魄力的政治领袖可以大有作为，平庸之辈则会浪费或糟蹋难得的历史机会。中共执政当局可以选择宪政 改革，成为历史伟人而名垂青史；也可以选择无所作为或开历史倒车，了却平庸的一生或留下骂名。当今执政的胡锦涛、温家宝，执政期 限已只不足四个年头，他们是否还有走向宪政的意愿、魄力和能力？ 走向宪政本是胡锦涛的前任江泽民 应该完成的任务。这位前任喜出风头、虚荣张扬，骨子里却是胸无大志的庸碌之 徒 。1997年初“太上皇”邓小平消失之后，江泽民大权在握，本可大展宏图，1998年初中国甚至还出现过“民主小 阳春”。但是，随着1998年底对“中国民主党”的全面取缔和 1999年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江泽民又一次倒行逆施，坚定不移的站到了“历史的错误一边”。他装模作样，欲显帝王之风，结果只留下一世骂名。江泽民在任 期将满的时候，抛出“三个代表”理论，并倾其全力在十六大上将其列入了党章，想借此奠定他作为“第三代核心”的历史地位。但此举 照样是枉费心机。中共阶级基础或社会基础的扩大和改变，早就是既成事实，东拼西凑的理论论证只是画蛇添足、庸人自扰。资本家所应 得到的待遇是在宪政的政治法律框架下受一视同仁的保护，而不是拉到共产党中去党特权分子；中共的根本问题在于一党专政，而不在于 它想代表哪几个阶级、哪种生产力或哪种文化。更为重要的是，马列主义是在整体上被时代超越和抛弃了的意识形态，在马列主义的框架 和语境进行的理论“创新”，除了在这一意识形态内部引起多余的争吵之外，于国于民并没有多大補益。 尽管胡锦涛六年来的执政风格与其前任迥然不同，但很可能也只会与他的前任一样平庸。胡锦涛低调内敛、谨小慎微、明哲保身， 作为平庸政客了却一生，似乎更符合他的性格 。“变法”是超常规的壮举，而非例行公事。只有非常之人，才可行非常之 事。更何况，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实质性政治改革，是中共高层的危险雷区，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朱厚泽 等改革派 前辈都在这个雷区遇险。除了性格因素，胡锦涛等人知识结构和思维模式方面的缺陷更为明显 。胡锦涛和温家宝是典型的 “技术官僚”，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没有可圈可点的成绩，胡锦涛甚至在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摸过专业业务。他们换取仕途升迁的资本， 首先是对党国超凡的政治忠诚，其次是机缘和勤奋 。按照代际思想特性，李泽厚将包括他自己在内成长于二十世纪五、六 十年代的那一代知识分子视为“解放的一代”， 在近现代几代知识分子中最缺乏创造性。在他们之前，“辛亥的一代”寻求对中国传统模式的解脱，“五四的一代”呼唤新的社会模式，“大革命的一代”为各种新 模式建功立业，“抗战的一代”继续扩大新模式的构建，而“解放的一代”则是“接受模式”的一代。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满怀天真、热 情和憧憬接受了革命，他们虔诚驯服，知识少而忏悔多，但长期处于从内心到外在的压抑环境下，作为不大”。 陈子明更将胡锦涛、温家宝这一群领导人概括为“辅导员一代人”，他们在大学时代无缘接触现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知识瑰宝，因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 科已被党国当成“资产阶级伪科学”来取缔；他们最初的职业生涯是政工干部，而政工干部的标准角色是“传声筒”，根据文件照本宣 科，政治创意非其所长。 但是，胡锦涛、温家宝等人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资源还有很重要的另一面。 他们来自平民、有“亲民”的冲动而没有“太子党”圈子那种与生俱来、司空见惯的狂妄与骄横；他们起于基层，对中国民间疾苦有切身的体验,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些不太愉快的经历使他们对专制的祸害也有切肤之痛；胡锦涛、温家宝是“胡、赵新政”时代起用的新人，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意识和民主法治理念曾是激励他们开拓进取的思想养料；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毕竟是“读书人”，有机会在“后共产 主义”时代补充营养，获取新的思想和知识资源、进行新的政治思考，而且不再受“草寇英雄”那一代人的制约。胡锦涛、温家宝等人在 思想发展与政治行动方面都有很大的空间。 胡锦涛、温家宝执政以来在思想观念方面的进步不可低估。“口号治国”是中共党国的特色之一。胡锦涛、温家宝执政以来同样提出了令 人眼花缭乱的口号，诸如“两个务必”、“三个贴近”、“以人为本”、“保持先进性”、“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八荣八耻” 、“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四个坚定不移”，等等。这些口号，多是老调重弹、了无新意。看似新鲜的“新三民主义”，也只是“为人民服务”那一 口号的具体化，而且正如朱厚泽所指出的那样，不落实“权为民所授”，“新三民主义”难免流为空谈。 但是，胡、温当局的一些观念和言论，确实突破了马列主义的框架，为实现宪政民主的政治转型构建思想基础。例如“以人为本”的观念，既与中国传统中的健康思 想接源，也为中共严厉打击过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彻底翻案；“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将中国传统中的“和合”理念与现代的“民 主法治”结合起来，彻底颠覆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人权入宪”，以及温家宝在多种场合赞赏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普 世价值，更表明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已没有官方意识形态的障碍。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温家 宝2007年3月16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指出“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在2009年3月1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再次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   令人遗憾的是，胡锦涛、温家宝并没有将这些先进理念落实为政治行动。胡锦涛、温家宝执政以来的一些举措，特别是那些改善民生的举 措，被称为“胡温新政”，虽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但基本上是好施小惠、不行大义，即使在关注民生方面也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及 户口歧视问题、没有及时建立全民社会保障制度。他们不行大义，也不完全是因为没有胆量。胡锦涛是一位深藏不露而又“该出手 时就出手”的权争高手，世人当无疑义 。由于江泽民及江系势力虎视眈眈，胡锦涛在第一任期的五年时间内主要是与江系势 力争夺地盘、巩固权力，这完全可以理解。他靠两大秘诀，一面因势利导，一面以柔克刚，顺利接班之后又有惊无险、有条不紊地迫使江 泽民、曾庆红彻底出局，使曾经不可一世、咄咄逼人的“上海帮”彻底解体。身为“弱主”而能一统江湖，韬略实在不寻常。胡锦涛“储 君”十年，有充分的时间思考上台秉政之后的政治作为；以他的历练与心智，他当然知道走向宪政的政治体制改革，既是世人对他的期 待，也是他确定其历史地位的必经之路。那么，为什么胡锦涛掌权以来在政治改革方面无所作为、不得要领？他在剩下的执政期限中是否 有可能炼成大智大勇，最后一搏、石破天惊？ 胡锦涛至今在政治改革方面选择无所作为，可以归因于邓小平、江泽民留下的沉重包袱和权贵集团的牵制。陈子明运用传统的左、右范 畴，将现代中国的政治势力划分为两大阵营、四个派别。两大阵营即“宪政阵营”和“专政阵营”。四个派别是“宪政阵营”的左右两 派：即以自由民主主义为思想支柱的“宪政右派”与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宪政左派”；“专政阵营” 的左右两派：即以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为思想支柱的“专政左派”和由“党官僚集团”为核心而倾向于威权主义的“专政右派”。并且指出当今中国政局是“专 政右派”大权独揽，“宪政右派”与“宪政左派”结成联合阵线争取宪政民主，“专政左派”妄图卷土重来。 常规下的现实力量对比，确实不利于宪政转型。由于邓小平、江泽民选择的“改革”路径，是以镇压和收买双管齐下来维护党国体制，并使党国体制寄生于国内市场 经济和国际市场经济。中国 “权贵资本主义”和权贵集团得以形成，并足以左右中国政局。 更为可悲的是，邓小平、江泽民居然认为他们在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缺乏必要的理论修养，所谓“邓小平理论”充其量只不过是一 些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的策略 。在那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特别关于“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具有 全局性的理论问题上，邓小平混乱不堪、一派胡言 。既然将实践确定为检验真理和社会理论的标准，岂能继续将实践证明 早就过时、而且给人类带来奇灾异难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华民族发展的指导思想；既然“粉碎四人帮”的正当理由是“四人 帮”推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迫害忠良清洗异己)，那么，自己掌权的时候便没有理由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继续迫害忠良 清洗异己；既然承认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既然承认“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与民主针锋相对的“党的领导”（一党专政）就应该被 抛弃和革除，更不能把北朝鲜、古巴、中国、越南等这类既非常贫穷而又反民主的国家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既然承认市场经济是社会 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违反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平等交易等原则的“国有制为主体”（行政垄断）就应该被废除而不是搜刮民脂民 膏来维持；既然将经济发达和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指标，那么，就必须承认经济发达和共同富裕的欧美发达国家是中国应该学习 的社会主义榜样，就必须革除与提高效率共同富裕等目标背道而驰的等级专制的权力结构和由这种权力结构造成的“权贵资本主义”，而 不是祭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破旗来自欺欺人。 党国权贵集团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后面维护和扩大他们的特权。这个权贵集团，格外平庸并具有整体的惰性。他们沉迷于 荣华富贵，不见棺材不落泪，非得等到危机总爆发之时才仓皇失措、临时抱佛脚。他们的这种平庸和惰性，甚至严重地感染了中国学界。 依附于权贵的秘书智囊班子及御用学者们，选择的是充当权贵集团的忠实奴才以便邀功领赏的人生道路，基本上体现着权贵集团的 意志，想方设法为推延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政治转型寻找“合理性” 。本来，稍有头脑的人都会知道，通过自上而下 的变革，以“和平演变”的方式走出专制体制，成本最低、代价最小 。这种变革使朝野双赢，即使对于权贵集团来说也是收 益大于损失。那些已经积累了一定财富的达官贵人们，优先考虑的利益应该是在充分保护私人利益的宪政安排之下，得到生命财产的永久 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机会，避免在暴乱和革命中玉石俱焚。宪政的游戏规则是：以谈判妥协的文明共识取代野蛮残暴的斗争哲学；政治不 是你死我活的阶级，而是讨价还价的利益博弈；在朝者不再将持不同政见的人士赶尽杀绝，在野者与当权博弈时也处处留有余地；以民意 和选票为依据的政权轮替是天经地义，不同政治见解的人们都绝对尊重竞争对手和选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苏联、东欧、 台湾、南韩、墨西哥 等一党专制政权都经历“和平演变”走向宪政转型。然而，中共党国权贵集团以及其豢养的御用 学者们，恰恰将此“和平演变”视作洪水猛兽，认为那是一条导致执政党垮台和经济崩溃的道路。他们将这些政权的“和平演变”视 为失败案例，将这些政权促进“和平演变”的政治领袖视为“反面人物”，研究各种方案、采取各种手段，“将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 芽状态”，堵死中国通向“和平演变”的康庄大道，固步自封、划地为牢，其昏庸无以复加 。由权贵集团左右的“集体领 导”，确实从体制上妨害除旧布新、越出常规的政治进步。 不过，除了权贵集团的牵制，胡锦涛、温家宝迄今没有启动实质性的政改，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身的认知障碍 。常见的一种 观点认为，胡、温最高当局“一切都知道”。他们处于权力中枢，对现存体制触目惊心的倾轧内幕，对诚信缺失和官场腐败的程度，对失 业严重、两极分化、能源枯竭、生态崩裂、民怨沸腾、以及部分少数民族离心离德和弱势群体挺而走险这些深层危机，他们所了解和掌握 的信息要比普通人多得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仍然存在严重的认知障碍。造成严重认知障碍的根由，主要有两。一是信息 渠道受到层层阻塞和过滤，所得信息严重残缺失实；二是长期的党化教育造成大脑信息处理机制的混乱，特别是本能地敌视和排斥那 些对带来思想飞跃必不可少的异端信息和知识 。 胡、温等人的认知障碍同时表现在实用层面和价值层面。其一，在效用层面，他们荒谬地将专制统治当作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必要 条件。例如，在镇压六四民运、镇压法轮功等问题上，他们至今依旧坚持的论证理路是：镇压之后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证明镇压是必要 的，也是正确的。而近代以来人类历史所昭示的基本事实和基本道理是，专制统治并不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 件。众多自由民主国家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利用民主机制和民主协商，能够以更小的代价和更低的成本取得更长久的社会稳定和更平衡 的经济发展。确实有个别民主国家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方面不尽如人意，但在那些国家实施专制政治，境况只会更糟，亚、非、拉专制 政权造成社会动荡、经济破败和人道灾难，例子不胜枚举。而且，这些年来促进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机制，绝不是因为继承了 毛泽东时代将国民经济引向崩溃边缘、将全民引向赤贫至愚（犹如今日北朝鲜那些“革命干部群众”）的专制政治，而是因为张开双臂热 烈拥抱市场化和全球化。正直的经济学家们充分肯定中国拥抱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积极成果，并诚恳尽早进行配套的民主化改革，以便及时 转变负面太大、难以为继的原有经济增长方式，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来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其二，在价值层面，胡、温等人还没有实现从“专政”观念到“宪政”观念的的更新和转变。他们一方面大谈特谈“依法实行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大谈特谈“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另一方面又继续奉行““只 准官家放火火、不许民间点灯”的强盗逻辑，依赖宣传部、国保、国安等专政机器强化“报禁”和“党禁”，越来越精致地严密打压 言论自由和公民社会 。 据传胡锦涛 曾在2004年9月中宣部的一篇文件 上批示：“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但政治 上是一贯正确的 ”。 他们没有从人权和公民权利的角度去看待公民的“异端”行动，没有体认游行示威、集会结社、发表政见和宗教信仰，都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没有 体认游行示威、集会结社、发表政见和宗教信仰，都是正常的现代社会必须容忍或鼓励的正常举措，没有体认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是社会 稳健和成熟的基本标志。他们反而认为，政府有合法权力随意使用武力镇压和剥夺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基本自由。公民行使宪法载明的公民 权利被当成犯罪，违反宪法剥夺打压公民基本权利反倒理直气壮。在党国体制和党文化的话语系统中长期浸淫而造成的逻辑混乱和 思想失常 ，实在可悲可叹。 当然，我们不能就此论定胡锦涛、温家宝已没有克服认知障碍的可能。他们的很多同辈人，无论体制内外，都是在这几年才接受和认同自 由主义思想、接受和认同人类普世价值。戈尔巴乔夫的思想转变其实很晚，他一直人到中年都不过是“党文化”的可悲牺牲品而不知自尊 自爱。只是掌握最高权力以后，有机会得到更多的信息，才逐步认识到一党专政是死路一条。他形程了“新思维”并依靠“新思维”使苏 联走上了告别一党专政的不归路、从而也使世界脱离了从冷战走向核毁灭的险境，而成为名垂千古的伟人。（只有站在极端狭隘的 一党专政立场才会将戈尔巴乔夫当作反面人物 ）。温家宝近两年来的突出表现，耐人寻味。温家宝2008年 3月18日在全国人大、政协会议结束时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改革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这就必须解放思想。解放思想 需要勇气、决心和献身精神。解放思想和改革创新，如果说前者是因的话，后者就是果。5年前，我曾面对大家立过誓言，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今天我还想加上一句话，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他所引述的王安石名言，如做深度解读，意味深长。“天变不足畏”，可以解读为不怕变天，不怕 “党天下”的红色江山改变颜色；“祖宗不足法”，可以解释为马列主义和党国体制的祖训可以不必遵循；“人言不足恤”，可以解释为面对任何反对改革的言论都 义无反顾。 结论 一党专政的垄断性权力结构是当今中国的病灶。贪污腐败是因为一党专政的垄断性权力结构创造了寻租机会而又没有有效的机制来制约以 权谋私的行为，两极分化是因为社会权力结构使权势集团赢家通吃而弱势群体承担代价求告无门，能源枯竭和生态底盘破裂是因为既得利 益集团竭泽而渔而没有有效制约。尽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给部分人带来对专制主义的幻想，但从过去到现在都不断地给人 类带来灾难的一党专政，绝不可能将中国带进天堂；由暂时的特殊因素来支撑而不符合可持续发展和良性循环之要求的经济增长，以贪污 腐化、社会不公、道德失序和生态失衡为代价的经济增长，绝不可能将中国带进天堂。一党专政的垄断性权力结构是在全球范围内被时代 抛弃了的一种落后体制，它只是寄生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肌体上苟延残喘而已。  中共面临两种前途，一是自我转型而获得新生、一是因循守旧而被历史淘汰，两者必居其一。宪政转型的动因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客 观危机的催迫，也就是原政权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而不得不改弦更张、被动应对。这种危机往往是由某一突发事件引发而形成全面的 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另一类动因是主观认知和判断，也就是最高领导层深刻地认识到现存体制所面临种种深层 次问题在缺失合法性的现有体制框架内根本无法解决，必须改弦更张、建立新的制度，一劳永逸地解决合法性危机、化解爆炸性的社会矛 盾和冲突。当今世界一百二十多个民主政权，包括原苏联东欧各国及台湾，都是从专制政权转型而来。处于“专政党”的决策者作出主动 自我转型的选择，他们所代表的不再是这个党的眼前利益，而是广大党员们和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 在普遍“犬儒化”的后极权主义环境中，中国宪政民主改革所面临的前景是动力不足、阻力不大。“专政党”给掌握实权的党政干部带来 荣华富贵，因而宪政民主改革的动力不足；由于共产主义价值理念的沦丧，宪政民主改革的阻力并不大，那些党政干部不会带着愚忠与旧 体制共存亡（原苏联东欧的转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那些党政干部们所担心的只是可能产生的动乱使他们失去已经到手的权益。但是，宪 政转型不仅不是动乱，而且是真正有效地防止动乱的不二法门 。除了领导层的历史功名，党政干部的“既得利益”也会在和 解共赢、宪政转型中得到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多种补偿，换取充分受法律保护的生命财产安全、充分受法律保护的各种自由权利、能够充分 展现个性和才能的公平竞争机会、能够凭良知活出“真性情”的人格升华。2003年以来此起彼伏的各阶层民众“维权运动”，以及 2008年12月10日民间合力推出的《零八宪章》，最清楚不过地标明中国民间已经做好了宪政转型的一切准备，党国执政当局何不 顺水推舟？

来源: 纵览中国

方滨兴：互联网信息安全特指反共信息屏蔽,虚假舆情制造

互联网信息的自由传播是一场中国共产党根本无法打赢的攸关专制政权存废的新时代信息战争. 在中共中央的威权统治下,汉语的基本语义功能已经遭到全面性的腐蚀,曲解,朝廷当众撒谎成了常态; 在中共中央设计的语义环境里,所谓不安全信息并非指针对商业目的的技术层面的网络入侵,而是指在中国大陆互联网海关(光缆物理连接,国际出入口骨干网交换中心)以内的静态反专制网页内容,及全球范围内的反专制网页内容(以中文信息为主).信息安全一方面指的是在互联网海关以内消灭上述信息,通过在国际进出骨干网节点用中间人攻击,域名劫持,IP地址拦截,断开https连接,HTTP会话劫持等方法屏蔽反党信息入境,另外一个方面是用低技术方式雇佣大量五毛党发布拥共言论,人为制造虚假的中文网络舆情. 通过卫星传播的互联网流量中共中央无法用GFW技术阻截,只能用简单的信号干扰或者直接导弹摧毁的方式断网; 知名反共网站主动攻击是目前常态; 国际骨干网出口物理断网是随时可以执行的预案,但权限不在GFW,在党中央.

Wikipedia: 信息安全 信息安全，意为保护信息及信息系统免受未经授权的进入、使用、披露、破坏、修改、检视、记录及销毁 。 信息安全这一术语，与计算机安全和信息保障（information assurance）等术语经常被不正确地互相替换使用。这些领域经常相互关联，并且拥有一些共同的目标：保护信息的机密性、完整性、可用性；然而，它们之间仍然有一些微妙的区别。 区别主要存在于达到这些目标所使用的方法及策略，以及所关心的领域。信息安全主要涉及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可用性，而不管数据的存在形式是电子的、印刷的还是其它的形式。 计算机安全可以指关注计算机系统的可用性及正确的操作，而并不关心计算机内存储或产生的信息。 政府、军队、公司、金融机构、医院、私人企业积累了大量的有关他们的雇员、顾客、产品、研究、金融数据的机密信息。绝大多数此类的信息现在被收集、产生、存储在电子计算机内，并通过网络传送到别的计算机。 万一诸如一家企业的顾客、财政状况、新产品线的机密信息落入了其竞争对手的掌握，这种安全性的丧失可能会导致经济上的损失、法律诉讼甚至该企业的破产。保护机密的信息是商业上的需求，并且在许多情况中也是道德和法律上的需求。 对于个人来说，信息安全对于其个人隐私具有重大的影响，但这在不同的文化中的看法差异相当大。 信息安全的领域在最近这些年经历了巨大的成长和进化。有很多方式进入这一领域，并将之作为一项事业。它提供了许多专门的研究领域，包括：安全的网络和公共基础设施、安全的应用软件和数据库、安全测试、信息系统评估、企业安全规划以及数字取证技术等等。

“作为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来讲，其包括积极防御、综合防范等多个方面的多个原则。因此，要建立和完善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就要加强和建设多个层面。”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滨兴指出，当前国家信息安全的保障体系需要围绕以下细节全面建设，具体为：要加强密码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建设网络信息安全体系、加强网络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建设和完善信息安全监控体系、高度重视信息安全应急处置工作、重视灾难备份建设。 当然了，要增强国家信息安全保障能力，还必须要掌握核心安全技术 。此外还包括能力，如信息安全的法律保障能力、基础支撑能力等等。 简而言之，方院士称：“我们国家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可以从五个层面解读，又可以称之为‘一二三四五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 方院士的解读具体如下 ： 一，即一个机制，就是要维护国家信息安全的长效机制。 二，是指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积极预防、综合防范;第二个原则是立足国情，优化配置。 三，是指三个要素：人、管理、技术。 四，是指四种能力：核心技术能力、法律保障能力、基础支撑能力、舆情宣传和驾驭能力 、国际信息安全的影响力。显然，在国际的信息安全斗争或对抗中，只有这几方面的能力具备了才能占有优势地位，当然这背后实际上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五，是指五项主要的技术工作：风险评估与等级保护、监控系统、密码技术与网络信任体系、应急机制、灾备。 一、一个机制 所谓的一个机制，是说机制一定是一个完善长效的机制，一方面是在组织协调性上，另一方面是在支撑力度上。这需要宏观层面，包括主管部门予以支持。 二、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积极防御、综合防范。不难理解，综合是表现在整个产业的协调发展，也就是说网络信息安全与信息化的关系。在这个里面，积极当然有多种含义，虽然我们并不提倡主动攻击，但是掌握攻击技术是信息对抗所需要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真正的积极是指一旦出现一个新的技术，我们就立即要想到研究这个新技术会带来什么安全性问题，以及这样的安全性问题该怎么办?比如说Web 2.0概念出现后，甚至包括病毒等等这些问题就比较容易扩散，再比如说Ipv6出来之后，入侵检测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协议都看不懂还检测什么……所以说这些信息化新技术的出现同时也都呼唤新的安全技术。 另外技术解决不了的还得靠管理，比如说等级保护，当然等级保护主要是面向政府部门的。那么反过来管理做不了的也得靠技术，你说有病毒，光嘴上说不行，还得有技术防范。再有就是强调了核心保障。 第二个原则是立足国情，这里面主要是强调综合平衡安全成本与风险，如果风险不大就没有必要花太大的安全成本来做。在这里面需要强调一点就是确保重点的，如等级保护就是根据信息系统的重要性来定级，从而施加适当强度的保护。此外，当你在发展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涉及到安全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但你做安全也是为了促进发展，而不是说限制发展，所以尽管我们现在觉得需要物理隔离 的方式，但同时也在研究一系列的技术来替代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这个就是国情的需要。 三、三个要素 三个要素包括人、管理、技术。 从人才角度来说强调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培养，培养你的人、才、水平，那么包括学历教育、研究、以及学科层面，无论是培养研究生还是其他研究人才，都和社会服务人才不一样。再有就是培训和网络教育。还有加强信息安全宣传工作和网络文明建设，也都需要相关的支持，基本上跟信息相关的底下都有这个。此外，就是论坛、媒体的努力。当然，吸引和用好高素质的信息安全管理和技术人才的机制也很有有用。 就管理这一点而言，其实互联网上的管理主要是靠四句话：法律保障、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支撑。我们还可以把管理分为三级措施，那么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出现的是什么?方针，国家说积极预防、综合防范，这是一种方针，还有就是政策引导，我们现在制订这方面的政策等，再有就是具体的法规，就是要严格规章制度。此外还有标准，标准是从技术角度、管理角度引导你，你不会做按照这个做就行了。也就是说标准解决怎么做，法规解决做什么的问题。到微观方面就是说各个管理机构，要做好规章、制度、策略、措施。 需要说明的是，机制就是怎么管，我们现在是通过一些认证测评、市场准入来对安全做管理，这里面对产品服务做认真测评，包括政府采购也是受一定的限制。而措施则是，你到底管哪些事情，如等级保护这个是要管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再比如系统安全、产品的采购包括测评、密码技术等都在管理范畴。 第三个层面是信息安全技术，信息安全技术在这里面特别强调的是对引进的产品的安全问题，如它的安全可控必须要有人管。同时我们还要研究新技术、新业务，包括网络安全、内容安全、密码、安全隔离手续等。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需要政策导向和市场机制，当然最终的目标就是信息安全还应该以自主知识产权为主。 四、四个核心能力 四个核心能力，主要是信息安全的法律保障能力，信息安全的基础支撑能力，网络舆情宣传和驾驭的能力 。再有一个就是国际信息安全的影响力， 就法律保障能力而言，业内一致认为要以信息安全为纲，你一定要有一个信息安全法，有了这个核心法你才能做一系列的工作，包括制订相应的制度。 第二个能力叫做基础支撑能力，就是说国家要有一系列的相应的基础支撑，比如说数字证书、计算机网络应急响应体系、灾难恢复体系等等，再比如说密钥管理、授权管理等等，这些都是做得很成功的，而网络舆情掌控的体系，一些部门也都有，你它的运行效果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余地。 第三个能力是舆情驾驭能力，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这句话，要关注三个如何，如何引导网络舆论，如何对网上的热点话题做访问，如何提高处置网络的能力。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舆情驾驭能力的标志。舆情驾驭的具体目标是首先要能够发现和获取，然后要有分析和引导的能力，之后要有预警和处理的能力。 第四个是国际影响力。只有在信息安全较量中才能体现出一个国家的信息安全影响力。所以，这就需要发挥信息安全整体资源的优势，这其中包括对有害信息的应对能力、技术手段。用逆向思维的话，就是说假如出现最坏的情况网络被恶意中断，那么至少能保持一个封闭体系还能继续运转 ，这可能必须要有域名的解析，当然这个国内现在已经做到了。 五、五项工作 五项工作包括：加强风险评估工作，建立和完善等级保护制度;加强密码技术的开发利用 ，建设网络信任体系;建设和完善信息安全监控体系;高度重视信息安全应急处置工作;灾难备份等。 第一，风险评估和等级保护，两者相辅相成需要一体化考虑。因为风险评估是出发点，等级划分是判断点，安全控制是落脚点，所以风险评估和等级保护这两件事儿是不可分的，只有知道了系统的脆弱性有多大，等级保护才能跟上去。 第二，网络信任体系主要是靠密码技术，还要强调密钥体系。 第三，网络监控系统，强调国家对各个运营单位都要求有相应的信息监控系统，要有处理信息的能力，这样起码对一些网络攻击，防范失泄密可以提供支持。 第四，应急响应体系，国家在2003年SARS之后就开始建立应急响应体系，2008年的1月份出现了凝冻灾害天气，充分考验了这个体系。所以信息安全也有国家级的预案，或许将来会做更多的宣贯。 第四，灾难备份，这个里面最重要的目标是力保恢复，其次是及时发现，接下来才是快速响应。

原文: 大家好！今天我选择的题目是解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本来这是一个三年前的话题，我为什么今天要讲呢？我们在这一段的回顾27号文发布5周年，作为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一直在回顾这一段的工作怎么样，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大家不太知道国家有一个很公开的，很正式的文件告诉大家我们国家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是什么。这一点我也觉得比较诧异，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把这件事再做一下宣传，这也是我今天选择这个题目的原因。 这个是中央的文件，文件注明是此件公开发布，在这个文件中强调印发了2006-2020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通知，在这个通知里面因为它是信息化发展战略，专门涵了一段就是信息安全战略。在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出来有这么几个核心术语，因为比较繁杂，一般很难记住，我们就做一个解读。我们看一下这个已经定位为保障体系，在这个里面有两个要素，一个是积极防御，综合防范，一个是立足国情综合平衡安全成本，这是相当于指导思想。 再有就是要建立和完善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要加强密码技术的开发利用，要建设网络信用信息，要加强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工作，要建设和完善信息安全监控体系，要高度重视信息安全应急处置工作，要重视灾难备份建设，这是一系列的具体工作。要掌握核心安全技术，要加快信息安全培养，最后又提出来了几个能力，要不断提高信息安全的法律保障能力，基础支撑能力，网络以及宣传的驾驭能力和我国在信息安全领域的影响力，最后要建立和完善维护国家信息安全的长效机制。 这么一个文你一看很难记住核心，所以我把这个核心总结一下，我把它叫做一、二、三、四、五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一是什么呢？就是机制，要维护国家信息安全的长效机制，这是一个机制。二就是两个原则，一个原则是积极预防综合防范，一个叫做立足国情优化配置，或者立足国情适度防范。三就是三个要素，人，管理和技术。四是四个核心能力，法律保障能力，国际影响力等，我们要想让国际认可我们肯定要在信息对抗方面做出相应的工作。五，五项主要技术工作，一个是评估与等保，一个是监控系统，一个是信任体系，一个是应对机制，一个是灾备。 我们说建立机制要有几个层面，组织层面、机制层面和资金层面，组织层面上现在应该说存在问题，本来是有一个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 ，我们有一个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小组 ，现在这个协调小组目前没有开展工作，也没有宣布撤销。整个协调小组的办公室是放在公信部，存在着运动员和裁判员合一，使得公信力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再有是有一个机构，现在由于国信办合并到公信部，这些专家们曾经有一些糊涂，我们是公信部的专家还是国务院信息办的专家，前一段专门到国务院向德江副总理做了汇报，他们说你们还是国家信息化专家，但是希望同时也作为一个公信部的顾问来帮助他们工作，所以现在定位是这么定的。 机制上一直是齐抓共管，就是谁组建，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管理机制现在明确了，比如说重要信息系统，你说海关、税务、广电、电信 是谁建的谁负责。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打击犯罪，或者说网络的安全建设谁负责，这都是相对明确的。再有一个是资金，资金要求多渠道投入现在做的比较好，发改委十一五期间拿出两个数量级的资金来做信息安全方面的建设 ，包括信息安全专项，而且信息安全专项现在也在扩充。过去只是信息安全产品，我们在两年前成功的把服务放进来了，服务放进来以后现在认为还算是成功的，所以去年和今年都还在放。去年年底我们又把示范推了进来，去年已经有了立项，我们今年又把标准推进来，这次大概有13个企业都在报标准。这些都是发改委方面的。科技部有863计划，在信息安全这个专题里面已经投了将近3个亿 ，后面还有两年还会再投，在重点方面投的不是太多，也就在一个亿左右。重大的比较可惜，目前还没有。 专项基金不是特别分，所以几前做了一个网络与信息重大专项，说是重大，在5000多万，这个概念搞的混淆了，网络与信息安全被理解为网络一件事，信息安全是另外一件事，所以信息安全在这里面占的数量就很低，后来又推出来了可信软件，这个有一个多亿，算信息安全方面的一个延伸，但是像软件工程方面侧重的多一些。 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积极防御，综合防范，基本思想一个是强调协调发展，这个协调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表现在我们主动应对，当你出现了一个新的技术，我们一定要想这个技术会不会带来安全问题，比如说B2B出来，比如说WEB2.0出来，他带来的安全问题是什么，而且要提出来怎么应对，这是一个主动与发展相协调。再一个就是综合，技术管理并重，因为我们说技术解决不了的问题需要靠管理，但是管理可能做不到的还要技术支撑，他们俩谁也离不开谁。再一个就是核心保障，提出来8+2的概念，8就是我们海关、保险、银行、证券、税务、电力、民航 等。 第二个是强调立足国情，适度安全，我们的国情不是有很多钱，什么事都全力以赴往前冲的，首先是确保重点，把优化配置放在重点。然后对重点来说我们要增加投入，但是对于其他的我们要平衡安全和风险之间的平衡值，也许我这个系统风险小或者说就算出现问题损失不大，我的安全投入就会相对降低。再有一个我们要保驾护航，以安全保发展，在发展中促安全。最后就是强调国家、企业、个人的责任义务是什么，就是谁运营谁负责。 三，是三个基本要素，包含人、管理、技术。管理比较明确，我们在总理的报告中也强调对于互联网管理我们强调法律保障，行政监管，行业自律，当然了，还有一个是技术支撑，在这里面因为我们有技术，所以在这儿强调经济制约，在必要的时候要在经济上采取措施制约，不能这么做或者是那么做。表现在了法制、体制、机制几个方面，技术我们主要是靠前沿技术，科技部主要推进，装备设施这个发改委主要推进，安全服务这个是各个部门都在推进。自主产业这个是我们的企业都在推进。 需要的人才就是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我们看人，人我们从两个方面，一个是学历教育，继续教育这个方面，学历教育我们知道国家自从在1999年以后设立了信息安全专业，大概现在有50多所院校有正式的信息安全专业，但是这是计划外的，而且可以理科也可以工科，情况不一样。去年北航设的就是理科专业，我们北邮就是工科专业。本科生是到社会上为社会服务的，研究生层面就是要搞研究的，但是研究生层面只是在二级学科，并没有像原来大家期望的能够上升到一级学科。信息安全作为一个计划外，所以各个单位可以随便放，有一些单位放到了通讯下面的二级学科，有的放在了数学下面，有的放在了计算机下面，各种情况都有。再有就是培训，再有就是网络教育。 还有一个是宣传，我们要对社会宣传，要强化宣传意识，这里面我们靠学会，这也是宣传的一种环境，还有论坛，还有媒体，我们这里有这么多的媒体都在参与。 最后一个就是提出来的要求，采取措施，吸引和用好高素质信息安全和基础人才，这句话我们也在想他落实从用好一点问题没有，现在缺人才，问题是管理和技术合在一起是不是真的有，现在并不是明确的。要不就是技术人才，要不就是管理人才，你培训就培训，双料不太容易，一般都是后面逐渐的演变。 第二个就是管理，管理我把它分解成三制一措施，我们知道我们搞预案都是要三制一案，就是法制、体制、机制和措施。法制就是解决谁来管的问题，我们行政部门领导层国务院有协调小组。我们有一个协调司，现在协调的力度不像过去那么大了，还有执行层，就是各个部委，谁分管的事谁在做，像文化就是文化部，新闻就是国务院新闻办。再有就是技术咨询体系，这个比较多，国家有一个专家咨询委，刚才说了专家咨询委经过德江副总理确认还要继续存在，这两个月就准备再换届，到今年已经是第三届了，马上要进入到第四届。 还有一个是法制，靠什么来管，宏观管理就是，政府法制就是指导思想，告诉大家怎么做，政策就是一种引导，你们要按照政策的思路走，法规就是一个约定，你必须要按照这个来做事情，标准就是大家完全按照确定的事情去做。到微观的就是各单位，单位自己需要有它的规章和制度，有它的安全策略和具体措施。涉及到机制，机制就是怎么管，目前对于信息安全主要是一个测评认证，市场准入，这方面是有。包括我们的产品，服务都在有一个侧面认证和市场准入，政府采购这方面也在做管理。最后就是措施，也就是管的是什么，过去管的比较简单，是密要啊，管的具体的人啊等等，现在就是按照标准在管了，比如说等级保护，系统安全，产品采购，测评，密码技术都是按照具体的标准在管的，这样的话就形成管理，我们说的三制一措施。 第三是技术，这个要加强对引进信息系统的安全可控，现在引进的产品安全不安全不了解，我们在关键部门不太敢用，而且要研究新技术，新任务带来的问题。在这里面国家专门提出来了比较具体的一些包括刚才我念到的文件里面也有，比如说广播电视我们知道我们经常被一些敌对分子把我们的卫星给黑了 ，导致我们的电视被插播，这个需要技术上解决问题。包括我们信息技术的产品漏洞和发现，你拿了产品用了之后发现里面有后门，这样带来的威胁就非常大。还有其他的常规技术像密码、安全审计，隔离防范等，测试与评估取证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展开研究的。当然了，这里面还提出来了产业的问题，产业的问题就是一个政府导向和市场机制，信息安全政府的需求更大，所以政府往往起到了一种导向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甲方大部分是政府，当然了政府的导向之后后面的企业、用户也都会跟进。 技术我们从863角度分成四个层面，物理安全是灾备，运行安全是包括分析、策略、防护等手段，检测包括主动式的和被动式的检测 ，包括应相应，包括系统恢复等，这些都是我们所关注的。数据安全是密码关注和认证关注。内容安全是内容过滤，舆情分析 等，还有数据保护，像刚才介绍的物理隔离都是一种手段。包括内容保护，比如说我们的水印和版权等等。 四是四个核心能力，一个是信心安全的法律保障能力，主要是建立信息安全的法律体系框架，一个是信息安全的基础支撑能力。网络与其宣传的驾驭能力，要分析网络舆情分析系统，国际信息安全影响力。 法律保障，国家一直在互换就是信息安全法，但是现在一个问题就是信息安全法有一点遥遥无期，所以现在主要是在起草信息安全条例，但是由于信息安全条例原来是国信办在做，现在交过来以后好像是断了，本来是去年列入了计划，今年据我所知还没有列入计划，部门的更替现在出现了一种缝隙，需要填补。一旦建好了以后我们的法律应该是以信息安全法律，有了上位法下面才有意义，现在是大量的下面先出来，刑法的285、286、287 都是关于信息安全的法条，行政法规有很多，像国务院的147号令有很多很多都是在做这方面的事情，部门规章在信息安全方面在所管辖的范围内都有相应的规章，再有就是标准，我们等级保护所依据的就是17859，这是最经典的一个标准。 第二个是基础支撑能力，比如说数字证书认证和基础设施体系，像计算机网络应急响应体系，灾难恢复基础设施，我认为基础设施做的不够理想化，还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备份，需要多个系统备到一个系统中，现在是多个系统被分在一个基地里，这个不太理想。计算机网络应急响应、灾难恢复基础设施，病毒防治等等，这里面有的做的比较成功。 第三个是舆情驾驭能力，中央领导有一段话，这一点就是如何提高舆情的驾驭能力 。一个是舆情怎么发现和获取，怎么分析、领导和预警、处理。首先是两个方面，从疏导的方面要形成正面的舆论强势，要占领网络阵地 ，别人的网站那么吸引人，你的网站为什么不吸引人，这就要想如何迎合网民的喜好。再有就是要做综合治理，对一个有害的行为要有手段。还有就是快速反映机制，网上喊着大家去游行，你要立即发现，或者是喊出来抵制家乐福，我们觉得不好要有应对的措施。 第四个就是国际影响力。我不输于别人，我要不输于别人我就有影响，如果我根本没有过高的本事，我肯定没有任何的影响力。这里面首先要加强管理队伍和指导队伍的建设，再有就是对整体的优势要提出来，还有就是对国内突发事件和非常时期的安全保障条件要提出。 最后五项工作，一个是风险评估和建立完善等级保护制度。第二，加强密码开发利用。第三，完善信息安全监控体系。第四，重视信息安全处置工作。第五，重视灾难备份。在这里我简单说一下风险评估和等级保护之间的关系就是风险评估我们说是一个出发点，等级划分是一个判断点，安全控制是一个落脚点。网络体系主要是对密码进行开发利用，监控体系也是对网络监控，我们刚才说的 863就是很典型的网络监控。再有一个就是应急响应，最后一个是灾难备份，灾难备份也有一系列的规定。最后我们把这个框架拿出来看看，刚才我都说了一遍，整个的原文就是2006-2020年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里面提到的，总结起来相当于两个基本的指导思想，一个是积极防御，综合防范，一个是立足国情科学化配置。在法律层要有一个信息保障体制，在组织成要有信息安全的组织管理体系，在具体措施要有信息安全的技术体系和信息安全的平台以及信息安全的基础设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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